陶珺怡
1/生死之间
在从美国旧金山飞往达勒姆的飞机上，陶珺怡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23年1月3日，陶珺怡踏上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航程。和她同一航班的还有好几位一同去美国杜克大学交流学习的昆杜同学。他们先飞到加州旧金山，然后将横跨美国大陆飞往罗利-达勒姆国际机场。后半段航程是在一架小飞机上，机舱内又窄又挤，仅能容纳三四十个人。
快到目的地时，当地下起了冰雹，天空电闪雷鸣，飞机一头扎进有雷暴的云层，在里面打转，迟迟没有降落地面。
“周围是蓝紫色的闪电，看起来还挺酷的，”陶珺怡意识到事情可能很严重，但她并没有收到机组人员的相关通知。直到接机的学姐给她发了手机上的极端天气预警后，她才知道，“原来我们正在制造这极端天气的云里面”。
机长开始呼叫支援，而飞机也开始剧烈颠簸，一位没系好安全带的先生一下子弹起来撞上了舱顶。有的乘客失声尖叫，有的掩面哭泣，有的发抖呕吐，机舱内一片嘈杂混乱。
生死关头，陶珺怡当机立断地做了两件事：迅速把羽绒服从包里找出来穿上，然后把护照放到随身的小包里，用防水的袋子封好。
“我第一反应是要抓住现在的宝贵时间，增大自己的生存几率。如果飞机掉在哪里了，而我还幸运地活着，下面肯定很冷，所以我要穿好衣服；如果能出舱求救，行李是不可能拿的，但关键证件最好带上。”
她迅速过了所有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想到的应对方案，又在脑海预演了一遍，直到自己再没什么可做的。发现飞机上竟然还有Wi-Fi，她以最快的打字速度给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发微信，告知他们自己现在的处境，跟他们说“我爱你们”。时间紧迫，来不得联系到所有关心的人，便发了一条朋友圈。
大约五六分钟，飞机进入了极端的摇晃期，机翼在疯狂地抖。看到身边的乘客吓得说不出话，陶珺怡笑着安慰他“没事的”，并提醒他把重要物品装起来。
在无事可做、只能等待一个结果时，陶珺怡靠在座椅上欣赏起了窗外的闪电，觉得颇为瑰丽，拿起手机拍了照。
“不是很粗的那种，纤细得像闪耀着紫光的树枝；云彩被笼罩在黑暗里，间歇地被闪电照亮，晕染出迷人的蓝紫。其实是很美的。”
当时，她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一本《道德经》。她喜欢哲学，尤其喜欢道家。出门在外，她下意识会带上这本薄薄的经典。
飞机遭遇突发状况前，她正在翻阅这本书，即使她已经读过无数遍，对文本熟得不能再熟。
“它里面有一条路，通往我想要的哲学，去面对莫测的人生”。
幸运的是，30分钟后，飞机成功迫降到了距离达勒姆300多公里远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国际机场。用同机的同学的话说，陶珺怡“很有精神头”地下了飞机，然后去找吃的，跟亲朋报平安。
她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刚开始是担忧和谨慎，后来更多感到人生如逆旅；飞机颠簸剧烈时，想学庄子鼓盆而歌，考虑到周围人的心情，便只在心里唱了。”
能如此处变不惊地面对生命安全威胁，不是因为她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而是她在此之前就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时她十五、六岁，以为自己时日无多，无数次思考过生与死的问题，也无数次演练过如何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天。
陶珺怡从小身体不好，经常往医院跑，初中时发现膝盖骨头有些先天的错位，容易磨损，时常内出血，一跑步就会腿痛，于是从初中开始就没法上体育课。高二时因为学得太拼，身体更差了，不得不翘课去做康复理疗。
“那是我第一次理解什么叫‘风刀霜剑严相逼’；日子都是在一天天挨过来，是非常折磨的。”
有一次看病，医生说“不排除癌症的可能性”，之后还做了一次手术。她以为自己确实是得了癌症，而且预后不好，可能时日无多。突然降临的死亡恐惧一时攫住了她，生活的每个场景好像都蒙上了灰色滤镜，黯淡且不真实。
“有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走在去学校的小路上，路边是鲜妍的花草树木，阳光从开了蔷薇的墙侧斜照下来，周围很多同龄人背着书包走向学校。那是一个很寻常、也很美好的时刻，但我清楚感觉到它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它不属于我。”
陶珺怡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甚至有些叛逆。
四年级时，因为她爱和朋友发短信，父母怀疑她早恋、要查手机，她气得连夜上网查隐私保护法、抄下来贴在家里餐桌上给父母看；高中因为学校学习节奏、讲课方式不适合自己，她就和老师协商了不去上课、自己在家学，父母既担忧也不理解，故而反对，她甚至写了“画押书”，“如果成绩跌了，一切听从安排”。可能是从小花了太多时间看杂书，有些早熟，消遣就是思考琢磨这个那个，初中就拉着发小做心理分析，那措辞和口吻和现在写论文的语气都颇为相像。
但死亡这个话题还是太宏大、太沉重了，在被“宣告癌症”之前，还未曾出现在她的思考光谱里。
原本明确的人生之路好像戛然而止了，所有人都在为了考个好大学奋斗，但“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活到高考”。
她说那时在路上看到老人会不自觉地羡慕，觉得他们好幸运，能避开人生的种种意外活这么久，简直就是个奇迹；在考场上做数学试卷做到一半，会羡慕同学“居然以后还能考试”。
思绪万千，搅得她难以安宁，但这是绝对私人的体验，这种恐惧也不能与其他人共享，父母朋友在给她安慰，但她知道自己只能全然孤独地面对死亡。
于是她向书里求索，想寻一个答案，抓着什么都读，看老庄哲学，超然物外的生死观，“我不是要研究哲学，但是看哲学性的东西会让我很快乐”。
后来误会被解开了，“患癌”是虚惊一场，但陶珺怡对死亡、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却没有停止，贯穿了之后的大学四年。她的选择、她的行动都在被“追寻人生意义”这个导向推动着。
2/路从无到有
尽管从小个性很鲜明，但陶珺怡在学业方向的前期探索上，混沌和迷茫是支配性的主题。她花了很多时间和心力，才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许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考虑文理分科的事，明确自己的偏好，好集中发力。但陶珺怡对文科和理工科都很感兴趣：她喜欢阅读、写作，会被人文思想中的反思和关怀所触动；但也喜欢理性分析，用逻辑解释万事万物如何运转。
两者结合的体现之一，是她从高一就开始在知乎上分享自己的思考。有对心态的，有对学习方法策略的。一开始只是把平常写给自己的一小段反思随手发了上去，却意外地收到许多表达感谢的私信，还有不少人追更并因此关注。这给了她持续更新的动力，也埋下了一枚种子。那么，原来自己的思考可以帮助到别人吗？从中她感受到了与自己独处时无法体会到的意义。
在身体不好、请假休息后，她独自泡在书店自学或看书，在远离人群的孤独里，阅读、思考、创作，最后竟零零总总写了30多万字的随笔反思，有的想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让年轻时当过文学社长的爸爸看了都有些震惊。
“高中开始，我就是文科里数学、物理最好的，理科里语文最好的。但理科生觉得我莫名其妙的敏感，文科生又觉得我说话未免有些逻辑化得冰冷。小学的时候老师要大家畅想未来，有说要当宇航员的，要当科学家的，我却有种不知何故的执着，说想当杂家，我想穷尽所有可及的知识。但是，大家都说博而不精便是一事无成。”
为什么不能呢？陶珺怡不理解也不服气这种断言。分科时她选择了理科，因为那时她觉得数学很美、很真实、很有魅力，享受求知、求真的过程，不想死记硬背文科知识；同时她也笔耕不辍地写着，想试试脚踩在两条路上会怎么样。
高三时，陶珺怡向昆杜投递了申请，文书题目有“最成功的故事”“有过什么成就”等，她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功故事”可写，但有一个“有没有哪次你的信仰发生了改变”的题目，正好是她思考过的，她就把自己从波粒之争中体会到的“要保持开放心态，不要固着，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的想法写了上去。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这样的思辨，也有“应在内外部批评中更新自我”的观念。总之是个想到什么写什么的议论性散文。全无故事，全无格式。
原以为这样一份没被中介包装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甚至连标点都有错的文书，投出去会像一根针沉入海底般毫无声息。但，它通过了。
“知道自己入围时，我想DKU就是我的梦校，我找到自己的伯乐了。其他大学会因为高考成绩录取我，但我觉得DKU看到了我的思维，那便是看到且认可了‘我’。”
昆杜践行通识博雅的本科教育，入学时不分文理、不分专业，必修课之外的课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正好契合陶珺怡的需求。
“上大学之前，我对选专业没有任何倾向，我需要探索。幸运的是，在昆杜我有了两年的缓冲期。”
陶珺怡在选课和自主学习上都尽量保持文理平衡，也去找不同学科的教授聊天，她越来越坚定自己要走的就是“文理兼容”的路。
“每学期，我会选修至少一节数学/统计/计算机的课，一节人文/社科的课。我的生活好像需要一种有趣的平衡。一直去感受和写作的话，我会感到自己如溺水般无可抗拒地沉下去；一直做计算或写代码，则会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异化”的力量。不将两者结合的话，我想并无别路可允许我这平衡。”
但了解得越多，她也越迷茫，数据科学到底该和什么跨学科结合呢，和金融，和环境？都是很有趣的也成果丰硕的交叉领域，但陶珺怡感觉自己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打动”。
直到她参加了一个“数据科学+人文”的讲座，主讲人提出了将文学和AI（人工智能）结合的想法，并且展示了他们的作品——用虚拟角色引导用户进入一段“意识流”的对话，在其中反思人生和学习新知识的交互式小说。陶珺怡意识到可能这就是自己想做的事，约了咖啡，第一次见面就开心地畅谈了4个小时，彼此都为对方的热情、开放、野心和创新的点子所打动，于是她满怀热情地加入了这个初创团队，一起从头设计、打磨产品，最后产品在内测时获得了不少好评。
但在一个小众的跨学科领域，又是初创团队，产品在技术和创意上多少都有些不成熟，陶珺怡开始思考如何能让计算和人文结合得更好，她去报了环境与城市研究助理教授Charles Chang（常超一）的课程“信息科学导论”，接触到了数字人文的相关研究，验证了结合的可行性；也和Charles本人志趣相投，第一次谈话就从中午聊到晚上，聊了7个小时，吃了两顿饭，就这样两人成为了朋友，Charles 也成为了陶珺怡的导师，给了她最宝贵的精神和研究上的支持。
“我为数字人文所展现的可能性而着迷，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内心如此被触动，我觉得这就是我的Data+。”此后，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有过疑惑，但这条路，在愿景的驱使下，陶珺怡走得毫不动摇。
3/数次尝试
大二时，陶珺怡加入了学校的跨学科知识网络实验室，这是一个刚建立的、由十几名不同学科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实验室。
陶珺怡每周都会和他们一起阅读、讨论、头脑风暴——什么是跨学科，什么是跨学科的知识，怎么用“近读+远读”的方法来研究它们，怎么把它们用网络的形式构造出来，以辅助创新和交流。
“身处以跨学科教育为宗旨的DKU，作为直接参与了许多学校建设的第二届本科生，我也在想，从学校的角度，需要构建什么样的环境，怎样设计跨学科课程和研究项目，来培养跨学科人才？”
陶珺怡和同事一起探究跨学科性的底层逻辑，决定探索一个思路——构建多个层级的知识图谱，描述学术实体（书籍、学者、课题）之间的关系，来供学生们参考，可以选课、匹配导师、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等等。在实验室展示并得到了支持后，暑假，陶珺怡和同事带领了一个五人团队，开始研究技术，开发软件工具包，即“第二大脑”知识图谱项目，帮助机构搭建知识图谱、管理内部资料，以提高管理效果。这个项目入选了江苏省2021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并且被评为了国家级项目。
研究开始前，陶珺怡自学了机器学习基础、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等课程，研究开始之后，她又听了斯坦福大学和东南大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有许多挫败的时刻，例如大量名词看不懂，对整个领域缺乏系统了解，但陶珺怡没有退缩过，她“几乎把每一分钟都投入到了研究和学习中，乐此不疲”。
后来，在学校传播办公室和自然与应用科学学部的帮助下，他们将产品的第一阶段成果做到了学校官网上，希望以此实现一些有益的现实影响。学生和老师在该网页上输入研究课题后，会显示与其相关的人员与过往作品，便于找导师或合作伙伴，这个页面至今仍在运行中。
哲学是陶珺怡的一大兴趣，她自然没有放过这个近在身边的人文课题，随后做起了哲学相关的网络分析。一个很好的契机是她在2022年暑假参加了杜克大学的project vox组story+暑期研究，加入了一个友爱的跨学科的小团队，研究如何用数据可视化揭示出女性哲学家是如何在思想史上被忽视被边缘化的。
有了这个经验，回到DKU之后，学业导师、人文科学教授James Miller找到她，问她想不想把知识图谱用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上去。
她对此很感兴趣，还“有种莫名的责任感”——DKU还没有团队专门在研究这个方向，如果可以带出一个有趣的数字人文项目，或许能让大一大二同学们了解到这样一种可能——数据科学不是只有冷冰冰的计算，也不是只能和金融、生物、化学结合，还可以服务于人文反思，且在这一反思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理论根基。
陶珺怡夜以继日地自学了很多课程，因为她不仅想留下一个可以具体帮助到大家的东西，更想留下一种思路：“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做的事很奇怪，没有关系；只要你践行到底，那么总会有出路的。”
在Charles和James Miller两位老师的支持下，陶珺怡撰写提案，获得了昆杜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Data+资助，然后开始搭建团队，在校内招募了四个哲学和数据科学的同学，组成了跨学科研究小组。
他们检测了不同朝代、不同派别（儒道墨法家）典籍里的文段，比较同一个词语在不同年代的语义区别，以及会跟哪些其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自然”这个词，在道家里往往与天地相关，代表的是一种宇宙观；但在儒家，讲的主要是人伦，是一种道德观。这或许不是什么新的结论，或者说十分符合预期，但它有切实的依据和数据。
探索性的尝试有了结果，这让陶珺怡颇为高兴，但她更爱讲的是研究过程中，和成员相处的小故事。
“我们研究中的乐趣特别多。开组会的时候我经常会带点好吃的去，大家一边根据安排好的结构汇报进度，严肃地讨论问题，一边也可以轻松随意地吐吐槽开开玩笑。故而组会上总充满欢声笑语。”
“我虽然是project manager，但所想做的并不只是设定目标，分配任务，完成指标而已。我相信真正的成长发生在这里：大家带着不同的背景和视角，一起努力相互理解、交流合作，一起承担。”
这种体验对陶珺怡来说也很新颖，在大学之前，她一直是个不太有集体归属感的人，她认为同学只是物理意义上被随机分到了一个班级而已，不是分享同一套价值观、志趣相投的社群成员，因此总不去毕业典礼，也懒得拍毕业照，但是昆杜不一样。
“我本身就很认可昆杜的办学理念，它是我的主动选择；而且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和我想法相似的朋友，我们求同存异，都在追求自己的理念和理念的实现，所以我对昆杜整个集体是有感情的。”毕业时她破天荒地参加了毕业典礼，让习惯了她叛逆但又无可奈何的父母都啧啧称奇。
毕业的标志性成果项目，陶珺怡的研究对象依然放在哲学领域。一路上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联系了天南海北的教授，在他们的建议和鼓励下，和队友Karen Nielsen一起完成了这个项目，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从斯坦福百科全书中提取了被引用的7万名学者和20万篇作品，用网络分析等方法，发现了女性哲学家在哲学史中“代表性不足”同时又“过度代表”的问题——她们被归在“女性主义哲学”这样一个专题里，但在她们作出了贡献的领域，却极少被关注和引用。
“在这里，数据和计算使得我们发现了人文研究中潜藏的视角。将潜藏的假设变得明晰直白，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它们，也可以指导今后的实践。”
“这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这是关于知识如何在数字时代被呈现，并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说得广一点，这是关于知识的表现，也是关于计算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
4/“奇怪”也是一种天赋
斯坦福大学的符号系统项目是最让陶珺怡动心的项目，正如四年前的DKU。在申请季的诸多怀疑与不定、无数次的google搜寻、同时开着的几百个网页、一日日咬紧牙关的坚持中，看到这个项目官网的那一刻，她几乎落泪。
她说，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研究生项目不需要她“乔装打扮”以符合项目和教授的研究方向，可以真正在文书里写上自己最真实的思考和野心，那就是“符号系统”项目。
这是她最晚投递申请，也是最后一个出结果的项目。递完所有申请后，她陆陆续续收到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数据科学、剑桥大学的数字人文和芝加哥大学的计算社会科学等自己也很喜欢的项目的录取通知，但她都还在纠结摇摆。直到“看见了自己”的斯坦福大学的符号系统项目发来录取通知，她在收到的第二天就回复了确认。
这是一个独属于斯坦福的专业。这些年它已经成为了该校第二大的本科生专业，但研究生项目却一直保持着很小的规模，每届只向校外从全球范围录取5个左右的研究生。项目中的其他10多个人是从本校的符号系统专业本科生中录取的，还有一些修双专业的博士生。
“经历了DKU，我确实也下意识地偏爱规模小的项目，有种大家庭的氛围。”
这也是一个“奇怪的”专业。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符号系统研究的是什么”？
而每逢聊到这个，大家都会带着无奈和隐秘的骄傲会心一笑。最好的答案其实就是官网所写的，符号系统研究的是“使用符号构建的系统（如自然语言、编程、语言和形式逻辑）和使用符号工作的系统（如思想和大脑、计算机、网络和复杂的社会系统）”。
“比如说，我们研究人的思想和人造的机器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表示和处理符号，这些能力如何可构成智能。而这样抽象而内涵广泛的议题我们必然需要多个学科的视角来切入，切入过后要有融合和创新，所以可以说是跨学科。”陶珺怡解释。
这些视角包括了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数学、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正如她正在上的符号系统导论《思想与机器》，课号长得很，是SYMSYS 1 / CS 24 / LINGUIST 35 / PHIL 99 / PSYCH 35 / SYMSYS 200。
如今，陶珺怡已在大洋彼岸的加州生活了三个月。当地阳光明媚但气候实在干燥，对于她这样江南长大极爱雨的人来说还需要适应。校园太大，故而“各条大路上都是乘着各种代步工具极速穿梭的人，可谓八仙过海，总是要躲避这些风一样的同学也是一个有趣的苦恼”。
当被问及近况，她说还是一样在做喜欢的研究，还在不停地探索，希望开疆拓土。近期，她在斯坦福获得了一个数字人文研究生奖学金，接下来两学期会带着一位本科生研究助理一起继续先前的研究。过去，这个奖学金只发给博士生和博士后，她是首个获此殊荣的硕士研究生。
另外，她在上芭蕾课，还加入了斯坦福的白朴民乐团，继续学习和演奏古筝。遇到了一群热爱民族音乐传统文化的小伙伴，这是在她的意料之外的惊喜。
她依然觉得自己是在探索，在迷茫，在冲，但个人的理念在这样的琢磨里愈发明确了——这也是在昆杜经历了很长的“思想震荡期”才成型的。
满足好奇心仍然是她目前的热爱和动力。“我发现，用知识技能和镶金边的学历去置换社会或经济地位、权力，并无法给我足够的动力，太轻易会被我解构成空洞的、消解在一片虚无里的碎片。”
她也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块自留地。但是仅仅依靠满足好奇心可能是无法持久的，她开始思考自己能给整个人类带来什么。
“从高中进入大学时，我只是一个学习者，被动地接受别人的观念，吸收东西发展自己，这时‘满足好奇心’便是全部的意义；而在DKU我获得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和资源，去创业、做研究、和同学师长交流，有了不同的体悟。”
“我更想在人类精神遗产里留一些有用的东西，为此我愿意投入可及的全部，去触破那个边缘，希望能突破——哪怕只是微毫的一点。我终于找到了无法被自己随意解构掉的理由和动力。”
说完这些，她立刻补充道，“这些想法都是天真而幼稚的，甚至带了点‘讲大道理’的意味。倘若没有付之于行动，有所实践，那么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自恋的空谈，不值得任何人花一分一秒去了解。所以，多说无益。几年后、几十年后，我们论迹不论心。”
陶珺怡说自己虽然初高中一直与集体有种距离感，早早意识到自己在他人眼中“奇怪得很”，也常常特立独行。她虽然不在意别人觉得自己“奇怪”，但也并不明确自己的身份，是“DKU帮我确认了自己”。
“奇怪也许也是一种天赋，那就用这种天赋去做些有益的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