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应承担各自应有的责任，通过紧密合作来解决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不断积累的信息和知识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应对环境问题，但是只有合作才能帮助我们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世界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 教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生物、健康领域专家学者在保护中国热带生物多样性研讨会上呼吁保护中国以及世界生物多样性。
5月7日至8日，在昆山杜克大学召开的保护中国热带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吸引了来自顶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多名名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专家齐聚昆山杜克校园，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并为中国环境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
Peter Raven
数据显示，在约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上，分布着世界上15％的脊椎动物和12%的植物物种。然而，与会专家指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如橡胶树、棕榈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快速扩大）却在侵蚀着中国本土的生态系统，尤其对于热带地区的生物物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中国在过去35年中对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保护中国热带生物多样性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Zhou Jinfeng
“本届中国热带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吸引到了一大批国际专家，他们在生态治理的基础性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广泛的探讨。这对于推动公众、学术界和政府的观念转变将会有很大的作用，”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在发言中表示。“通过思想的碰撞，我们期待此次会议能帮助政府认识到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重要性，让GEP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齐头并进。” 中国绿发会是此次会议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演讲嘉宾们介绍了保护热带生物多样性在中国的现状和挑战、保护生物学领域的最新科技进展、并回顾了一系列能够帮助应对这些挑战的新兴技术、管理手段，以及经济和社会架构。此外，他们还探讨了生物保育对人类健康领域，尤其是传染病传播的影响。
保护热带生物多样性在中国的现状和挑战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当今中国乃至全球的生物灭绝形势都是前所未有的严峻，而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以及人类对热带雨林的破坏是造成灭绝加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众多著名植物、动物和环境学家在本次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
Peter Raven
“植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着。在过去的一万年中，人类把地球表面40%的陆地改造成了耕地，12%的陆地变成了牧场。可以想象生物多样性在此过程中遭受了多大的打击，” Peter Raven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强调。此外，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过度开发也是导致全球植物灭绝率升高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让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中国、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未来都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取得可持续发展。”
Raven教授关于生物高速灭绝的理论也得到了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Stuart Pimm教授的高度认同。“地球现在正遭受着物种灭绝的大危机——现在的物种灭绝速度比生物自然灭绝速度要快1000倍。我们的研究发现，灭绝速度的暴增是不可逆的，而热带雨林的减少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
与此同时，香港大学Luke Gibson博士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类对热带雨林的砍伐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一大罪魁祸首。他在东南亚热带雨林进行的哺乳动物研究显示，水电发展导致了雨林哺乳动物栖息地的碎片化，且面积大大减少，而这则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下降。“在急速变化的雨林地貌中，一旦本土生物种群消失，生物将会大幅灭绝，” Gibson博士总结道。
Luke Gibson
生物保育领域的新兴技术
随着各个科学领域的爆炸式技术发展，生物、医学、甚至卫星遥感数据等技术如今都被用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本次研讨会上，嘉宾们不仅介绍了能够帮助珍稀物种繁育的生物技术，更向与会者讲解了如何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宏观的检测和管理。
Pierre Comizzoli
来自史密森学会的Pierre Comizzoli博士在演讲中介绍了一系列能够通过生物繁殖来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兴科技，如实施生殖生物技术、建立基因组资源库、为珍稀濒危物种建立配子和性腺组织冷冻库等。Comizzoli博士致力于野生动植物研究、热带兽医学以及涵盖多个动物物种的生殖生物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院士则向听众展示了中国全国生态系统评估项目的模式、结果，以及对生态系统破坏的应对方式。欧阳志云院士表示，在一万六千余张遥感数据图和十万多个实地调查点的帮助下，该项目准确地评估了中国的生态系统格局、模式、质量、服务功能和面的挑战等。“生态系统评估的结果被很好地用于发掘重点保护地、帮助制定生物保护政策和地方发展策略，”他说。
Ouyang Zhiyun
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手段和社会、经济架构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众多初露头角的公益组织以及知名环境政策学家和生态学专家通过在会上分享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为中国建立一套更成熟的生物保育管理体系和架构提供了可靠的借鉴。
作为中国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周晋峰在主题演讲中回顾了他通过公益诉讼、公共倡导、保护地建立与合作工作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历程。他列举了在公益诉讼等多个领域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并强调了多方合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重要性。
他说：“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同科学家有很多合作机会，例如把研究成果变成公众的认知、变成政府的政策、变成社会组织的行动。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事业能够向前迈进一步。”
除了环境公益组织的各种努力，建立生态保护区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另一高效手段。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授Stuart Pimm和博士生李彬彬针对“如何确定中国热带地区及邻国的保护重点”这一问题，提出了有趣的观点。“受到威胁的主要有两种生物：拥有广阔栖息区域的动物由于人们的捕猎而受到威胁，而占大多数栖息区域狭小的动物则因为适宜栖息地消失而陷入危险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极具战略眼光的方式保护它们，并确定重点保护地。”
Stuart Pimm
Li Binbin
李彬彬指出，绝大部分中国森林特有物种的分布区域与大熊猫的分布区域高度重合。通过建立大熊猫保护区，中国政府成功地保护了许多其他物种的栖息地。虽然仍有一小部分中国特有物种的栖息地未被列入大熊猫保护区，但大熊猫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伞护种”。因此，大熊猫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应当为其他生态系统建立“伞护种”提供良好的借鉴。“中国的许多生态系统仍然缺乏良好的保护，”李彬彬说到。“在热带地区，也许大象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伞护种’。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类似大熊猫保护区这样的成功案例。”
此外，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教授在演讲中补充了她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的搜集、发布和利用方式的建议。“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物种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IUCN）红色名录有许多不同之处。IUCN红色名录每五年更新一次，但是中国的名录在近30年内都没有进行过更新。这会对物种的生物保护优先权产生影响，”吕植教授表示。“首先，我们应当确保重点保护动物名录能够得到频繁的更新；其次，各方应该公开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息资料；另外，社会和政府应为民间科学爱好者提供更多、更广泛的支持；最后，研究与生物保护实践间的信息断裂应该得到弥补。”
Lu Zhi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
多位知名环境学家、全球卫生专家和医学专家在讨论中指出，虽然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看似毫无关联，但实际上，热带生物既能给人类带来致命的病菌，也是一座蕴藏着诸多未知药物的宝库。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王林发教授谈到，众多高杀伤力的亚洲热带地区新兴传染病均来源于广泛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蝙蝠等生物。而控制部分生物的买卖、野生动物与食物源的直接接触等手段能够有效控制该类病毒在人类间的传播。
Wang Linfa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William Pan博士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健康的积极意义。他通过在亚马逊热带雨林进行的调研案例，阐释了土地使用和土地覆盖变化与高疾病发病率之间的正相关联系，以及热带雨林中可能包含尚未被发现的药物原料。
William Pan
本次研讨会是昆山杜克大学在近一年中召开的第三个环境科学相关的大型会议。在此之前，昆山杜克还召开了“中美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论坛”以及“中国水资源-能源研讨会”。
会上，Peter Raven教授对于昆山杜克大学在环境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努力表达了高度的赞扬：“帮助政府机构意识到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严重性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昆山杜克大学在这一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昆山杜克大学在环境科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能够大大地帮助我们为中国作未来的环境规划、加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并尽全力对抗全球变暖。”
昆山杜克大学将于2017年正式启动环境政策硕士研究生项目(Master’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MEP)，该项目将授予由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Nicholas 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和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San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联合颁发的杜克大学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