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副教授崔静波博士及其科研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The Enduring Impacts of Early Life Exposure to Heatwaves on Climate Governance”在线发表于环境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该研究结合地方政府官员履历与极端气候详实数据，通过构造政策制定者早年的极端高温经历指标，研究早年极端高温经历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偏好以及气候治理长期决策的影响，为解读气候治理的非传统驱动机制提供了全新实证依据。
研究背景
心理学研究表明，早年经历的冲击，尤其是在青春期等关键发展阶段所经历的冲击，会对个体的认知与情感功能产生持久影响（Mirescu 等，2004；Fuhrmann 等，2015）。经济学研究文献中的大量证据也支持这一观点，指出早期生活经历显著塑造个体的态度与偏好，并对其人生不同阶段的决策过程产生深远影响（Bernile 等，2017；Cappelen 等，2020）。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其个人偏好直接作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Ashraf 等，2020），因此成长过程中的重大冲击，可能对其政策选择及治理模式产生长期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的早期经历能够影响其在农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Guo 等，2024；Zhao 等，2024）。然而，关于政策制定者早年经历的气候冲击，是否会影响其气候治理的政策偏好与行动选择，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认识。深入探究这一关系，对于设计更为有效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揭示气候治理中非常规驱动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也能增强预判政策制定者应对气候相关挑战行为的能力。
研究发现
本文首次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政府官员早年的极端高温天气经历是否对其成年后推动碳减排工作产生长期影响。为此，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涵盖2000-2017年间367个地级市、包含3620名地方领导人的个人履历数据集，为实证分析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崔静波
实证识别策略基于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官员早年的极端高温天气经历可由其出生地的气候条件反映；第二是早期极端高温天气经历与官员出生地的其他地区特征及同期冲击相互独立；第三是在控制固定效应、城市特定趋势及各类可观测协变量的条件下，不同经历的官员任职分配，相对于地方环境演变轨迹与其他气候治理决定因素而言，可视为外生事件。
基于上述设计，研究团队利用官员任职安排与其早年极端高温天气经历的时空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估计早年极端天气经历对气候治理的影响。具体而言，研究团队比较了具有与不具有此类早期极端天气经历的城市领导人在上任前后，其所辖县域层面的气候与经济指标变化。
研究提供的实证证据表明，政府官员早年的极端高温天气经历，可使其所治理县域的碳排放量降低约1%。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减排效应主要源于区域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而非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变化。在企业层面，研究观察到性质相似的结果：由具有早期极端高温天气经历的政府官员治理的辖区，企业整体碳排放水平较低。同时，与由无此类早期经历的官员治理的城市相比，这类辖区的服务业企业增长速度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