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由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与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Michael Merson教授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转型世界卫生组织：渐进式改革已不再足够》（Transforming WHO: incremental reform is no longer sufficient）发表在国际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文章从全球卫生治理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世卫组织当前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并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
汤胜蓝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教授
杜克大学医学院人口健康系玛丽及詹姆斯·西曼斯医学和全球健康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世卫组织正面临结构性压力与转型挑战。2025年，作为其最大资助国之一的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相关资金支持随之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多国相继削减全球卫生投入，使世卫组织陷入严重财政压力。
此外，全球公共卫生风险并未减弱，各国对卫生主权的重视不断提升，也对世卫组织在协调与支持中的角色提出了更高期待。多重压力下，世卫组织已走到一个关键转型关口，围绕其未来定位与改革方向的讨论持续升温。
评论指出，近年来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一系列全球卫生危机，暴露出世卫组织在治理结构、融资机制及运行模式等方面的长期制度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呼吁改革，但相关调整多为渐进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卫生挑战。
围绕上述问题，作者提出了三方面的改革建议。
首先，在职能定位方面，作者认为，在全球卫生格局变化、资金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世卫组织需要重新界定自身定位与优先任务。文章建议，世卫组织应更加聚焦其核心职能，强化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优势，包括规范性指导（如标准/指南制定）、疾病监测、数据治理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调等领域。同时，对于成本较高且影响有限的项目，即使获得外部捐助支持，也应审慎评估并逐步退出，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最具全球价值的领域。
其次，在治理结构方面，文章指出，世卫组织目前实际上由日内瓦总部与六大区域办事处构成一个相对松散的治理体系。地区主任的产生主要由各地区成员国选举产生，区域层级在预算、人事和重点议题上拥有较大自主权，这使世卫组织在实际运作中更像一个协调性的联盟，而非一个由总部统一指挥、权责清晰的一体化机构。这样的架构有其历史原因，虽然体现了区域多样性与去中心化特点，但也带来责任链条不清、决策协调复杂、政策执行不一致等长期问题，在面对跨国公共卫生威胁时尤为明显。
基于此，作者建议借当前财政紧缩与机构调整的窗口期，重新审视总部与区域办事处之间的权责关系，增强组织整体的一体化和问责机制，以提升决策效率和应急响应能力。
第三，在国家代表处层面，文章提出，应对现有广泛分布的国家代表处模式进行系统性重估。目前，世卫组织在全球设有153个国家代表处，这一广泛布局边际贡献有限，但却消耗了较高的固定成本。
作者指出，不同国家在公共卫生能力与实际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相对统一的机构设置模式，已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部分中高收入国家，本土公共卫生体系较为完善，世卫组织国家代表处的作用相对有限；而在一些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相关代表处却仍面临资源不足与能力受限的问题。
基于此，文章建议构建分层的国家参与模式——在低收入和脆弱国家保留完整的国家代表处，在部分中高收入国家设置更加精简的技术联络机制，而在公共卫生能力较强的国家，则可不再设立常驻代表处，转而通过定期技术支持与政策对话等方式开展合作。这一差异化安排有助于降低固定成本，并将有限资源配置到最具公共卫生价值的领域。
同时，作者还指出，部分国家层面的规划与运作机制（如定期制定的国家合作战略）在实践中投入较大，但在提升实际效果方面作用不明，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其针对性与执行导向，使相关工作更加聚焦各国的真实公共卫生需求。
文章还指出，上述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仍将面临来自政治、制度及资金结构等多方面的挑战，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对定向资金的依赖、区域层级权力调整的敏感性，以及组织内部对权力再分配的潜在阻力等。
作者最后强调，在全球卫生风险持续上升、跨国公共卫生威胁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世卫组织能否实现有效转型、发挥更具权威性的全球卫生治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能否推动更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