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一个普世、永恒的话题。
每个人、每个社区，都希望活得更健康、拥有更好的生活。每个国家，不管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要人人被动员起来，个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社区出一点力，改变就能够发生。
从在湖北随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当赤脚医生开始，我与卫生事业结缘。之后参与国家项目，走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舞台，再回到大学讲授全球健康的课程——我见证并经历了中国和多个发展中国家卫生健康体系的巨大改变，能够用所学帮助他人、推动和促进健康公平，是我始终信守和追求的目标。
刘运国教授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项目联合主任
01. 赤脚医生
在我的家乡湖北随县，山区面积大，交通不便，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医少药。我亲眼看到许多儿童因为麻疹的流行而失去生命，小儿麻痹症也非常普遍。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被新阳公社红星大队选派参加卫生培训，半年基础课，半年在卫生院实习。一年的学习之后，我和另外三名医生一起，承担11个村（当时称为生产小队）的卫生保健工作。
除了管药房的医生，我们轮流在外为村民看病。主要管几件事情，第一是疾病的预防，落实计划免疫，比如脊髓灰质炎的糖丸，要一家一家送，关照小孩吃下去。落实“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
第二就是治病，处理小伤小病。有时候半夜出诊，回来只能一个人举着火把摸黑下山，耳边还能听到狼和豹子的叫声。如果有治不了的，我要协调大队的拖拉机，把患者送到乡镇卫生院去，我自己也要陪着患者一起，去医院做交接。
第三项任务是采草药。因为缺医少药，我们很多时候要用中草药来治病，就地取材，这个任务很重。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年不得少于120天。我也参加了当地新卫生院的建设，盖房子、砍树这些都是在院长带领下大家自己动手完成的。
“赤脚医生”制度可以说是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的雏形，用最简单最低成本的办法，解决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尽力普及预防保健服务。在基层做卫生工作的经历，加深了我对农村医疗卫生情况的理解，对我之后参与推动农村卫生项目的设计和落地实施很有帮助。
02. 帮助最贫困的人口
恢复高考之后，我考上了武汉医学院，在医疗系就读。博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卫生部的妇幼司。因为没有公共卫生的专业背景，到1993年，我申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卫生硕士，希望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回国之后，我就被调到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参与到最早的全球健康国际合作项目中。
1990年代，中国的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国家投资仍然不足。要改善贫困地区人口的健康水平，缩小他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我们国家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专门设立了农村卫生项目。这个项目从1998年开始设计，到2007年实施完成，是我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
在卫生部、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和世界银行的项目官员一起，在项目设计上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请了国际的专家和我们国内的专家，共同协作。当时，因为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很多乡镇卫生院都被卖掉、私有化或者部分承包了，而项目所要做的，是在农村地区尝试重建和加强卫生体系，恢复合作医疗，建立最基本的健康保障制度。
在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合作医疗依赖农村集体经济，而人民公社解体后，我们要探索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什么义务、要怎样建立和管理这样的医疗体系和保障制度。当年这个项目所进行的探索和试点，是今天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和基础。然而，即便有最基本的合作医疗保障，最贫困的老百姓仍然交不起每个人10块钱的入保费。我们就和民政部一起，设置了最早的医疗救助项目，之后也演变成今天全国性的一项政策。
这个项目也设计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做了明确的职责划分，制定服务标准和基本药物清单，建立相互转诊和服务评价体系，包括减少和防止抗生素滥用、上级对下级的卫生督导和支持等内容。除此之外，项目还引进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做法，例如在青海、山西和甘肃推广被动式太阳能卫生院，帮助青海牧区卫生站利用光伏供电，在河南的卫生院尝试地热利用，保持医院的温度恒定等。就地取材，也节约了资金。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年是很大的技术突破。
“中国基本卫生服务项目”是当时世界银行1998年度10个获得最佳设计奖的项目中，唯一的一个卫生项目。它汇集了国内外专家、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基层卫生人员和村民的智慧与热情，广泛吸收了世界银行的国际经验。2019年，当我和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官员以及国内外专家结伴到甘肃旅行时，顺道回访了一个卫生院，当地的卫生部门仍然还在使用当年设计的卫生服务管理督导手册。
03. 国际交流 根植本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面临不同的卫生挑战。一些问题有共性，一些问题为当地特有。在全球健康领域，我始终相信，交流与合作，才能促进彼此的发展和医疗卫生的改善。
在做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制度设计时，我们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参考。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也要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泰国当时就针对贫困人口设计了一个“30泰铢”（约等于人民币5.9元）计划，交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享受一个最基本的健康服务包，这为后来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提供了参考。
在项目中，我们最初设计了12项最具成本效益的重点卫生干预，各个县按照他们自己的卫生规划，选择最适合当地情况的三种服务，由项目提供资金，基层来执行干预，比如妇幼保健、农村白内障手术、免疫规划、加碘盐、学校寄生虫病防治等。
到了2007年前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更大的改善，中国也很快要从世界银行的资助中毕业了，也就是不能再利用其低息贷款了。我之后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不仅是让中国的经验可以走出去，也为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帮到更多的人。
医疗条件的改善并非全然依赖高精尖技术、建很多的三甲医院，还在于“以人为本”，发挥每个人的力量。也许是从事基层卫生工作的经历，我对初级卫生保健情有独钟。不管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动员每个人、动员每个家庭、每个社区，发挥本地经验、本地力量，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慢性病的防治，需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需要社区提供就医就诊的便利，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共同建立一个有利于健康的社区和大环境。
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经验，理论如何转化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措施，需要动一番脑筋，需要当地的民众、社区和政府一起来想办法。我在老挝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国家代表期间，通过和当地的政府、社区合作，邀请当地村长、妇女一起参与母婴卫生保健的倡议和教育，和卫生人员一起采取行动，可以说用了最少的资源，做了最好的干预。
04. “后浪”可期
2021年，我加入昆山杜克大学。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我负责讲授“全球健康项目设计和评估”这门课。有别于以往，我以三尺讲台，开启一种新的参与全球健康工作的方式。
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能理解多种文化，又能够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年轻一代。做论文也好、实习也好，我们希望学生不仅仅是上课、考试、拿文凭，而是能够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链接世界，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我们的全球健康项目也获得了很多外部捐赠者的支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全球健康的事业中，为他们去国际组织实习、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的职业发展。
卫生资源一直是非常有限的，怎么样更好利用，最有效利用资源，是所有卫生体系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新冠大流行后，全球卫生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多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此时，国际间的卫生协作、应对共同的卫生挑战，更具现实意义和紧迫性，更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也更需要年轻的“后浪”加入其中，推动卫生改善和健康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