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春的一个清晨，两封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同时发送到了一个中国的家庭中。
这是来自北京的2023届昆杜本科生邹宏翊与邹宏基这对双胞胎兄弟同步获得的第五封录取通知书。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生活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平静的氛围中多了几分坚定和从容。
一般来说，双胞胎的成长环境高度相似，却又有微妙不同。邹宏翊与邹宏基也不例外：成长于同一片家庭土壤中，他们对事物大多有着相似的思考逻辑和判断框架，但看问题的角度又迥然不同，因此，时常会有思维上的交锋。
但持续的思维交锋与碰撞也是一种交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厘定自我的学术兴趣，打磨和确认着自己认知的系统性框架，成为更完整、目标更明确的独立个体。
在昆山杜克大学，他们意识到公众政策作为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的“杠杆”，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发挥其积极影响，并为当地公众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因此，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
相同的专业选择并没有将两人限制在相似的发展路径中。在昆山杜克，不同的实践经历和学术探索让兄弟二人分别决定从金融经济发展与跨文化交互的视角，去改变一地、一国、甚至世界公众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同一片草地里长出的两棵树，共享土壤、阳光与雨露，却有不同的内在特质，两棵树的枝叶延展向不同的天空，形成和而不同的独特景观。
一场争辩，两种视角
2022年3月，一场再平常不过的辩论在兄弟二人间展开了。
弟弟宏基正在探究世界公民教育GCED（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的可行路径，并认为内因更为重要，声音柔和地向哥哥分享了自己对于GCED的看法：
“培养公众接纳GCED的内部动机是重中之重，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学生家长看不到GCED的价值，无法构成推行GCED的民意基础。一个家长就曾质疑 ‘在应试体系下让学生具有全球公民的素质，真的有用吗？’”
哥哥邹宏翊静静听闻了弟弟的想法，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语速更快、声音更亮一些：
“内部动机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要让GCED的概念在公众意识中变得可及，相关课程设计、教师培训、学生教育的落地凭何实现？”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推动的全球公民教育普及项目，邹宏翊和邹宏基作为实习生顾问和研究助理参与其中，他们需要为GCED在亚洲地区及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普及提供战略设计。
尽管身处同一个项目，但兄弟俩选择了不同的视角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邹宏翊聚焦引入第三方私人力量解决公共问题，经研究他发现当地政府在公立教育体系中推行GCED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因此他希望打通第三方社会力量与政府间的桥梁，通过建立基于市场的社会影响力变现机制，去解决这一经济问题。
邹宏基则更关注GCED和跨文化交流本身，他希望从思维、认知上去赋能当地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让他们具有批判性思维和更开阔的眼界，并着眼于设计出与当地条件相结合的、可持续性的GCED概念普及策略。他以多个城市为试点开展了系列活动，并总结出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的经验范式。
兄弟俩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各自寻找重点并在存在交集的问题上讨论、驳斥、求解。但交锋的最后，他们又回归到某种平衡态，结合各自的思考路径，找到问题的“最优解” 。
邹宏翊搭建了一个影响力峰会活动的平台，邀请到联合国（UN）、联合国教科文（UNESCO）、高校学者、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广大的企业家代表，通过该平台成功吸引了一部分社会活动的资金，将其注入到中国及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的GCED建设上。与此同时，邀请基金会作为代理运作该部分资金，从而在经济维度上为GCED普及可持续性赋能。
吸引来的资金的使用方面，他基于和弟弟的讨论，推动将之分配到教师培训、GCED的活动宣传上。通过引入私人领域的力量解决自己关注的资金问题的同时，也思考如何解决弟弟关注的当地教育对GCED认知不足的问题，在两兄弟的配合下，一些积极性的改变已然发生。
邹宏基则在和哥哥的讨论中关注到“贫困陷阱”问题。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贫穷是无知导致的一个个错误选择积累的结果。那些错误的认知和信念，会让一些人持续陷入贫困陷阱。
而世界公民教育，或许会为深陷于贫穷陷阱且无法挣扎脱身的个体或群体带来“一束光”。
宏基和宏翊都在努力地通过各自的影响方式来推动体系在宏观层面的变革，并关注其微观层面上的产出，用一次又一次的切实践履去形成真正的改变。
“如果所面之困境如同痼疾，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穿透它，改变它。”
两兄弟曾坚定地说道。
辩论，这种沟通形式贯穿在邹宏翊与邹宏基前22年的生活里，相似的成长环境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相互交流的话语体系，让他们对事物基本价值判断趋近于一致，但不同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二人总会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社会问题。
辩论无可避免，但也提供了帮助二人快速成长的绝佳方式。在他们观点的交锋与思维的交互中，他们寻找到了所热爱的方向，也寻找到了「自己 」。
“在还没有系统性学习批判性思维之前，一种思辨的逻辑体系已在无形中被建立了起来。”宏翊这样说。
脑海中存在着多种对立的观点体系但是并行不悖，对批判性思维的驾驭让宏翊在辩论赛里从无败绩，也让宏翊和宏基总能更深度地思考，揆诸问题的本质。
不同，与不约而同
宏翊和宏基生长在一个风气自由的家庭，父母会引导他们思考，鼓励他们去探索自己的喜好与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而并非囿于传统的教育范式，止步于眼前。
这使得宏翊与宏基在高考后，在面临中国传统顶尖高校和一所全新建立的学府之间的抉择时，并没有更多的犹豫。
“我们认同昆山杜克大学的教育理念，它并不只是照搬西方经验，而是在中国模式下试图对高等教育进行创新求解，以自由之学风、多元之构成塑造了一条接轨中西的教育通道。”
“DKU就是我们理想中学术乌托邦的模样。”宏翊和宏基这样说。
这种自由的教学方式和父母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让宏翊与宏基得以在大学期间很好地探索自我、探索世界。
DKU的课程没有停留于教授的单向度输出，而是鼓励课堂上教授-学生，甚至是学生-学生间的多向交互，鼓励学生带着自己的思考与疑问在课上一起“研讨”。学生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课堂的辩论中教授是与权威脱钩的，期待着被驳论和质疑。
宏翊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福利经济学课堂上，在阅读完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斯特恩报告》部分章节后，针对社会环境治理的政策考量中，他和Joseph Mazor教授就“应该用什么贴现率标准来制定相关环境政策”这个话题“针锋相对”，从代际贴现的社会效用和道德立场，到经济理性和个人福祉等，辩驳了许久。Mazor教授的很多观点拓宽了宏翊的思考边界。
“DKU的课堂是无法用任何范式来定义的，这种教学模式总是在帮助我对关键问题进行纵深化思考和创新性解构。”宏翊谈到这种模式所带来的裨益时谈及。
而对宏基而言，“DKU打破了我们在传统教育体系里容易僵化的思维模式。”
宏基喜欢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DKU设置的世界中的中国课程正是用全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打破原有思维的壁垒，突破自我塑造的信息茧房；在中国古典哲学课上，和教授们一起探讨中国古典哲学如何走向西方、在西方的语境下被应用，以及这种运用又如何反馈回中国。
宏基记得很清楚，当他对任何课题感兴趣、向教授们发送邮件询问时，都能得到针对自己情况的定制化解答。
在公共政策309这门课程里，朱昉晟教授会针对他的问题，在保证给足他思考的空间的前提下，提供足够的语境信息以及教授个人的思路建议。甚至当宏基在课上提及到一个观点时，昉晟教授会主动在课后通过邮件向大家发送该学者的信息简介、主要观点、代表书籍以及教授个人的阅读策略和对于学者观点的解读。这对于宏基搭建在该领域的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三个人的课堂，思想的马拉松
宏基和宏翊曾一起选修过一门仅有他们三位学生的经济课，“只要有学生选择，课程就继续开设”的原则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句宣言。
在这门课上，教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课程的主题方向并不是只依靠教授来决定，学生自己也成为了课程话题的参与者和决定者。每一堂课都充满着新奇，对于前沿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晦涩量化文章的创造性解读让宏基和宏翊都觉得课堂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或许DKU的教授都在致力于让每一堂课变得不那么“平凡”。在宏翊上的一门公共政策入门课中，阿什顿-默克博士（Dr. Ashton Merk）会把他们带入政策决策者的角色，以案例为导向，沉浸式地让他们去解决公共问题。Ashton教授会假设某个地方发生了某种公共紧急事件，并给到同学们相关的问题背景、财政资料、民意文件等，让他们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思考和决策。
“这像做游戏一样有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公共决策的整个流程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被教授精心设计的、鼓励独立思考的教学方式，让宏翊与宏基共同探索着他们未来的道路是什么，想要做些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两年的探索后，宏翊与宏基选择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公共政策方向。而他们彼此对世界不同的观察角度，又让兄弟俩走向不同维度、更为细分的方向。
来自诺奖得主的启发
宏翊还记得，在联合国2022届“千禧年研究员” （Millennium Fellows）项目最后的毕业典礼上，他被邀请与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Dr. Muhammad Yunus）同台演讲。
尤努斯博士在孟加拉国创造小额信贷，为当地妇女、穷人提供小额信贷从而帮助他们创业，而还款率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也达到了惊人的98%。他用这种方式，帮当地数以千万的人摆脱贫困，创造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的循环。
这触动了宏翊。
“贫穷很多时候是一种惯性，但尤努斯博士用一种可探索、可被证实有效的方式，帮助孟加拉国公民走上一种摆脱贫困的、良性的路径依赖。”
在此之前，宏翊在不断探索里感受到公众政策实际是一种“杠杆”，在社会中撬动资源，并引导资源集中地流向需要的地方，从而实现规模上的质变。
他想探索公众政策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结合与互动，而尤努斯博士的探索让他看到这种方式的可行性。这让他致力于将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提供更有效的减贫方案作为一种想要完成的使命。
找到各自的路
作为宿舍助理（Resident Assistant）期间跨文化活动的尝试，也埋下了宏基立志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伏笔。
“文化的深度融通从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尽然是一帆风顺。”宏基回忆道。
在担任宿舍助理期间，宏基也曾为新生举办过多种类型的多元文化交流活动。然而基于在活动之中的观察以及活动后的问卷反馈，一种由于“不了解”而担心产生“错误”和“尴尬”的屏障无形的被建立，阻碍着更深层次的跨文化互动。如果这一问题悬而未决，那么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壁垒非但无法消除，而是会滑向另一个维度。
在活动反馈问卷中被多次提及的“不熟悉”却成为了他扭转这一局面的启发点。如果能将两种陌生的文化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联系，哪怕微小，但也会是一个开启什么更深层次互动的起始点。
宏基开始尝试在自己的跨文化群体中找寻并搭建文化线索，在后续的活动中，家乡，美食，节日习俗等能产生情感和文化共鸣的要素被深度融合进多种形式的活动之中。相比于初期由于陌生而造成的文化隔阂，在共性的话题和情感下变得愈发薄弱。
这一经历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化交流危机的化解，也是宏基在DKU的平台中有效衔接理论与实践的尝试，更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一经历让宏基体认到了依托自身以及身边世界的力量为社区带来积极改变的正向效能。
这让他感受到跨文化交流的魅力。后来，他和哥哥宏翊，以及来自美国加州的Emma Lee共同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咨询创业项目SPAIDEA Lab， 它名称的由来更像是某种面向社会的呼唤 。
“我们希望用星火一样的想法，去链接不同文化群体，点亮多元文化的天空。”
他们找到了各自的路。
毕业之后，宏翊与宏基将分别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宏翊参与了联合国的青年转型项目，探索如何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去实证他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交互模式的猜想。
他希望在哥大全球顶尖的国际与公共政策学院中积极寻求多样化的社会资源，接触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并更深入地探明政策运行的底层逻辑。
宏基则希望在哈佛大学所提供的平台中，以更低的试错成本去践行不同的跨文化交流理论，葆有着创业家精神，为逆全球化思潮涌起的当下树起一面凝结文化共生的旗帜。
未来，宏翊希望作为战略咨询顾问进入国际金融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做出贡献；而宏基则希望成立自己的跨文化咨询公司，立足文化融合特性，为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组织因地制宜地提供促进当地跨文化交流的顶层设计。
云雨同生于海，向云端，也向彼岸 ；
见彼岸花开，见云乘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