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一百年前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这首小诗，或许是田浩南大学生活的最好概括。
田浩南于2019年加入昆山杜克大学，并于大一结束后主动申请前往部队服役两年；2022年，他重返学校，选择了历史学（全球化中国研究）专业，在世界经济论坛实习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对北极地区的经济潜力产生兴趣；他也是昆山杜克大学第一个前往牛津大学访学的本科生，后来又在坐落于北极圈内的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Arctic Centre）访学。
从小就有主见的他，在人生路上的每个节点上，都做出了最由衷的选择，不惧路窄，不畏途险。
虽然北极研究尚未成为一门显学，相关的学术项目并不多，但他笃定要去做这件事。今年秋天，田浩南将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继续探寻那条“少有人走的路”。
理想的点线面
在多数人还在探索的年纪，早早明确了心之所向，并且抓住了合适的机遇，田浩南靠的不只是幸运，还有敢想敢做的魄力。
2020年初的疫情让田浩南站在了分岔路口，而如何在困难时期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便是他入伍朴实的初衷。部队生活的主色调无疑是艰苦的，但也让田浩南收获颇丰。除了日常的训练，他在单位里兼任宣传工作，策划的军营冬奥会被多个国家级平台报道，2022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高原当兵的日子让田浩南看到了另一个视角的中国，虽然在大一时他选修了大量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课程，但在征询了当时自己导师的建议后，他最终选择了历史学（全球化中国研究）专业。由于昆山杜克大学采用的是通识博雅教育，本科生不需要在入学时选择专业，可以探索不同领域，从而确认自己的兴趣所在。
“我记得我当时的学术导师——环境与城市研究助理教授常超一博士对我说，‘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比你的同龄人都更懂中国所包含意义的多元性’。我也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
大二下学期，经由昆山杜克大学创新创业副主任任丽琦博士和杜克校友的引荐，田浩南去到了世界经济论坛实习，与全球知名咨询公司一起去拜访顶尖工厂，支持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等大会的举办，帮助大公司开展对话与合作。
在世界经济论坛大量前沿的谈论与互动中，北极吸引了田浩南的注意，特别是其与国际贸易，国际安全的深层次联系。他曾在“世界第三极”的高原当兵，对严寒条件下的生活和政治并不陌生，这何尝不是某种相似呢？他越看越深，觉得北极可太有意思了。
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结束后，田浩南前往牛津大学进行了一年的访学。他选修了一节莎士比亚的课程，任课教授是学院的学术主管，了解到田浩南对北极航线的兴趣后，便将他推荐给了学院的院长。院长是英国国际法教材的主编，学术生涯早期是研究海洋法的，在他的带领下，田浩南开始了独立的科研项目，探索“北极航线开通的法律挑战”，这个研究后来也成为了他的标志性成果项目。
与此同时，田浩南也在寻找世界上是否有大学开设了北极相关的课程来满足他对于这片“人迹罕至”土壤的无限遐想。功夫不负有心人，拉普兰大学的北极研究中心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目的地。作为他标志性成果项目的实验性学习，田浩南在芬兰的罗瓦涅米开始了在北极的实地生活，向北极中心的专家们系统性地学习人类学、环境学，甚至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
“我是在世界经济论坛找到了北极这个‘点’的，并在牛津把它延展成了一条‘线’，而在芬兰把它编织成了一个‘面’。”田浩南如此概括他的科研成长之路。虽然辗转于各个城市之间，但不变的是他那份追寻答案的执着。
在北极生活
飞机抵达罗瓦涅米的那一刻，“北极”这个词开始从一种概念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区的首府，已经位于北极圈内，有着被联合国认可的“圣诞老人村”，每年一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冬季的北极光和夏季的午夜太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去之前，田浩南对北极的了解，集中在它的国际战略意义上。全球变暖导致的北极冰面融化，使得航线的开通以及进一步的北极自然资源的开发成为了可能。“其实很多大国都有着自己的北极战略，可能目的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北极战略研究的本质其实也是研究大国间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
但到达芬兰之后，田浩南开始从外来人和当地人的双重视角，真正地“看见”北极。
他跟着学校老师学习，感受当地土著“萨米人”的生活，见识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比如说在萨米人的语言体系中是没有时分秒的时间概念，而是依据自然季节的变化安排生活，他们不会说“明天下午两点出发”，而是说“等第一场雪落下，我们就启程。”此外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把佩刀，这也是他们的信物，用于准备食物或者日常的木工。
田浩南还回忆起人类学教授给他分享关于驯鹿人制止伐木商人开发大片森林的事件：“原住的驯鹿人说到大量砍伐会把驯鹿饿死，但是商人很疑惑，因为那些北极地区的树木都十分高大，驯鹿又怎么够得着树叶呢？但其实在冬天，厚厚的积雪会把部分树干压弯，而叶子就会被埋在雪地里的。”
林业是芬兰北部重要的经济产业
“所以如果没有在那待过的话，是完全无法想象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的。”田浩南觉得，这段经历丰富了他对北极的认知，打开了他的视野。和北极地区的人一起吃穿住行，让双方有了情感联结，“这使得我更好地站在他们的位置思考问题，也让他们塑造了一部分的我。一个没去过北极的田浩南，肯定和去过以后的是两个不同的人。”
置身北极、成为“局中人”的日子，让他不再只是关心航线、贸易的可行性和规范化，而是去思考怎么让油气泄漏等问题对北极的影响降到最小，当地人该拥有多少资源的支配权，在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价值观念里该如何找到平衡，甚至“我们是不是就不该去开通北极航线？”
有太多的疑问他尚未想清楚，值得他去深入研究，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北极倡议团队便成为了他向往的“下一站”，发出申请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北极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入研究国际贸易与安全的切入点，我未必会一直做到五十岁，但20多岁的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
如何培育一颗种子
一颗种子，要在黑暗中蓄力发芽，破土而出，需要一片沃土，有适量的水分、充足的氧气、适宜的温度。昆山杜克大学便是这样一片“土壤”。
昆山杜克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和研究，课程设置非常自由。田浩南大一学的是数据科学，上了很多量化的课程，因而打下了数据分析的坚实基础。这在他申请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和申请哈佛大学的硕士项目时，都派上了用场。
本科生直接参与科研，也是昆山杜克大学本科教育的一大特色，学生从大一就可参与高质量的研究项目，学校为本科生提供了大量参与教授科研课题或独立科研的机会及资金支持。
回到学校后，田浩南参与了历史学助理教授朱倩博士“民国时期新村运动”的科研项目。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历史研究，一开始毫无头绪。朱倩教授引导他去搜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报道和政府文件，指导他去注册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的查阅证，教他怎么收集和整理史料、翻译时该注意什么，告诉他做学术研究时该怎么对资料归类、怎么做标注。
半年的时间里，田浩南往返于学校和档案馆之间，翻阅一张张明清民国时期的泛黄旧报纸，并标注了2586份文件，“这让我一下子对新村运动有了非常直观的了解”。
在这件和专业不太相关的事上，他发现了别样的趣味，即“万事万物都是有关联的”——1923年报纸上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为1930年代的某个时兴观点埋下了种子；不同朝代的知名历史人物，拐个几次弯，或许都能关联得上。
这段科研经历，不仅对他日后的学术工作有所助力，也加深了他遇事刨根究底的好奇心。
标志性成果是昆山杜克大学本科生的毕业设计项目，也是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主决定研究主题。田浩南的标志性成果，是由牛津交换时“北极航线的法律挑战”发展而来，初期版本更像是个法学研究，他的导师，政治学助理教授乐嘉骅博士建议他在文中加入更多的政治学思考和量化分析。
“中国海港跟欧洲的贸易，他们都用的哪条航线，有多少人使用了北极航线？如果要更大规模使用北极航线，货流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根据过去五年的海关数据，是否可以猜测下一年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什么数据可以支撑‘北极航线开通会使得中国整体的经济中心北移，大连将会成为重要的枢纽城市’的论点？”
乐嘉骅教授给浩南提供了一些政治科学常用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帮助他去思考更多可能性，也使得最终的成果内容更加丰富。
命运自有指引
回顾大学时光，田浩南认为最重要的是“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并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广泛的探索、果断的决策和长期的坚持。
在科研和实习之外，田浩南还进行过一次社会创业，打造一个共享的青年社区空间，与昆山杜克大学和其他职业学校都有合作；也在学校的学生媒体中心担任学生主编，领导20名学生，做内容创新；在牛津学习时也加入了门槛颇高的划船队，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赶在水位升高前练习。
田浩南认为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更愿意在一段时间里，专注于一两件事，并把它们做好。“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幻觉，认为在另一件事里会有更好的收获，但其实只要专注把手头的事做好，就已经有不小的收获了。”
他对自己在北极研究上做的努力有信心，笃定自己有往前再走一步的资格，而哈佛肯尼迪学院也对他的这份执着敞开了怀抱。
“我觉得真正的热爱，是一种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它不需要喧哗，也不计较得失，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默默指引你，把精力一点点汇聚到最值得的地方。如果你心中有清晰的愿景，那就不必急于求成——因为命运自有节奏。它或许不会立刻回应，但当你准备好时，它会以一种近乎巧合的方式，把你带向那个只有你能抵达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