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要学历史？大概率赚不到什么钱的。”
“是的，我知道。”
“学历史真的大概率赚不到什么钱。”
“我明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真的想清楚了。”赵润坤回答，“我们继续聊吧。”
那时，他正站在专业抉择的岔路口。
对方是一位同样学习文科、也熟悉这条道路的前辈。她并不是想打击他，而是太明白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强调效率、回报与“实用性”的时代，选择历史，几乎等于主动选择一条更窄、更慢，也更难被理解的道路。
赵润坤当然知道这些。
“数理化，走天下”，在他的家庭里，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太祖父母，选择的都是理工科专业。长辈们不会反对他的选择，但他知道，一旦走上文科道路，就意味着未来很多事情都只能靠自己摸索。
更现实的问题是：历史能带来什么？
稳定的职业？体面的收入？清晰的前途？
似乎都很难。
那一刻，他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决定自己的走向？是选择“最稳妥但感觉无味”的路，还是选择那个真正让自己愿意一直走下去的方向？
几年后，当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润坤收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塔夫茨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确认：那条曾经看似更窄、更慢的道路，也可以通向更开阔的地方。
但他最难忘的，依然是父亲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选择你最想走的那条路，未来遇到挫折时，会有勇气和信念往前再蹚哪怕一小步，有了这多出的一小步，就有可能克服困难；如果那不是你真正想走的路，就可能会停在那一步之遥。”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
赵润坤和历史的缘分，开始得很早。
小学时，母亲送给他一台MP3，里面存满了历史有声书和评书：《上下五千年》《三国演义》《杨家将》《水浒传》……那些故事陪着他上下学，也填满了他几乎所有课余时间。
他尤其痴迷春秋战国时期。
“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怀、政治博弈、人的侠性，让我很着迷，为我打开了通往历史的那扇门。”
他把那些故事反复听了太多遍，以至于家人后来甚至开始担心他“沉迷历史”。可对年少的赵润坤来说，历史早已不只是课本里的年代和事件，而是一个真实而辽阔的世界。
高中分文理科时，赵润坤选择了文科。但他总觉得，课堂上的应试教育不是自己真正喜欢历史的样子。
父亲向他推荐了昆杜这所倡导通识博雅教育的大学：注重个性化培养，学生可自由探索任何学科，大二才选专业。他也很心动，想看看脱离应试模式后，自己真正适合的是什么，报考后如愿被录取了。
没想到，入学后的第一堂课就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那是昆山杜克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部主任、历史学副教授Zach Fredman所教授的“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
Fredman教授是东亚关系和现代中国史专家，出版过多本中美关系的著作，讲起课来妙趣横生，举重若轻。
直到今天，赵润坤依然记得那种“被震住”的感觉。
过去的历史课堂，往往意味着标准答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什么该记，什么该背。可Fredman教授几乎彻底推翻了他原本对历史的理解。
在一个刚从高中课堂走出来的学生眼中，课堂讨论的问题新颖而犀利，有些甚至称得上“惊雷”。
更重要的是，教授从不急于给出答案。
他只是平静地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辩论、质疑。最初，教室里时常陷入沉默。面对那些从未设想过的角度，大家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小心翼翼”地表达观点。
但渐渐地，学生们开始习惯讨论，习惯提出不同意见，也习惯承认世界本就不存在唯一答案。
“我第一次知道，历史原来还能这样学。”
赵润坤后来形容，昆杜像“一片处于中间地带的净土”。
赵润坤和图书馆档案与特藏馆员Ryder Sewell Kouba
也是在那一刻，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否应借着这样自由开放的环境，继续把历史作为专业方向走下去。
之后的人文课程不断拓宽着他的世界。艺术、哲学、政治、文学……那些曾经被应试教育挤压掉的知识重新涌了进来。
他说，那种感觉像是原本近乎密闭的世界，被打开了一道缝。很多他过去不敢想、也没时间想的东西，像香气一样慢慢钻了进来。
而那些“不实用”的知识，也在悄悄改变他。
当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全心投入文科阅读、思考和讨论时，他开始发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会因此变得何等丰盈，那些无法直接换算成薪水的东西，却能让人慢慢长出一种看不见的骨骼——能够独立地站在世界里，不轻易随波逐流。
在北京大厂实习时，他想清楚了
帮助回答“学历史值不值得”这个问题的，不仅在课堂，也在北京。
大二暑假，赵润坤进入一家位于北京的互联网大厂实习。
那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活力、体面、节奏飞快。
他在公司不远处租下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公寓小屋，周末喜欢在街头骑行。穿过陌生街区，经过绿色长廊，凉风吹过树叶，会感到一种很简单的快乐。
这次北京之行带给他的，除了职场经验与现实观察，还有一种关于生活和道路的重要的确认。
他知道，自己即使在最繁华的一线城市，依然可以过朴素的生活，且乐于如此。
“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上下限非常灵活，最少只需要有书看、有网络、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其实都不难实现。”
那一刻，他从现实层面回答了那位学姐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那么所谓“文科不赚钱”的恐惧，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因为相比单一意义上的物质“成功”，他更在意的是精神上的自由。
走进真正的研究世界
在昆杜，赵润坤不仅坚定了继续探索历史的方向，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做研究”这件事。
带他进入这扇门的人，依然是Zach Fredman教授。
他们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梳理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在亚洲修整娱乐经历的相关材料。
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阅读大量档案、士兵日记和历史资料，再从中整理线索、提出分析。每隔一两周，赵润坤都会和Fredman教授见面，交换彼此的新发现与新思考。
起初，他并不熟悉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训练。
在实践中他逐渐理解，那些看似繁杂的资料阅读，其实是在一点点建立研究的核心能力：论据、逻辑、判断与耐心。
“后来再做研究时，我几乎很少被教授评价说‘想法很好，但论据不足’。”
更重要的是，Fredman教授给予他的，并不只是学术方法。
赵润坤记得，自己的标志性成果项目，从研究主题到时间规划，教授都给出了有条不紊的指导：什么时候该完成什么工作、如何筛选材料、如何确定切入口、哪些内容该舍弃。
每一步，教授都会和他认真讨论。
不是替他完成，而是不断把他推向更成熟的思考。
从第一节课，到第一个研究项目，再到毕业设计，赵润坤本科成长道路上的很多关键节点，都有Fredman教授的指引。
而这种长期、稳定且高效的交流，也让教授真正了解他的能力、兴趣和薄弱之处，因此总能给出最适合他的建议。
“我在这里学到的，其实是很多可迁移的能力。”
他说，“它们会让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能从容立足。”
在知识之外，看见人文的温度
除了学术本身，真正影响赵润坤的，还有那些教授们待人的方式。
申请研究生期间的不确定性和长时间的等待，曾经让他产生不小的自我怀疑：选择历史是不是终究还是个错误？自己的准备够不够？未来会不会走不通？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几位教授给了他重要的帮助。
学术服务副院长、历史学教授Kolleen Guy曾点醒过他一次。
当时，赵润坤想申请国际关系方向，却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学生工作经历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Guy教授听完后笑着说：
“昆杜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环境。你在这里参与负责学生社团工作，处理来自几十个国家学生之间的事务，本身就是在处理‘国际关系’。”
那一瞬间，他豁然开朗。
而历史学助理教授Joseph Giacomelli则让他真切理解了师生之间的善意也可以被代代传递下去。
申请季时，赵润坤经常会和Giacomelli教授约一顿“FLUNCH”，讨论自己的未来规划。FLUNCH由学校学术服务部门提供经费，支持本科生邀请教授在校内共进午餐，进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有几次，因为来不及申请经费，赵润坤主动提出由自己买单，可教授都会婉拒，并自掏腰包支付两人的午餐费用。
Giacomelli教授告诉他：
自己求学时也曾受到导师这样的照顾，未来如果有机会，赵润坤只需要把这份传统继续传下去，并告诉对方：自己的教授也曾如此行事。
类似的善意，赵润坤也从Guy教授那里感受到：他曾真诚地向Guy教授道谢，说自己很想也能为她做点什么，Guy教授却告诉他，作为“回报”，她只希望未来当有人来找他寻求帮助时，他也能毫不迟疑、热情地伸出援手。
这些具体的画面，赵润坤铭记在心。
他慢慢认识到，人文学科真正珍贵的，不仅是知识本身。
更是一种待人的方式，一种理解、宽容、传承与责任。
“他们是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
赵润坤说，“以后面对选择时，我想我会记得他们如何对待学生，也提醒自己在能力所及之处，做一个愿意理解、愿意托举他人的人。”
走一条真正想走的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润坤也曾因为“文科式微”而感到沮丧。
可在昆山杜克，他第一次看到，人文学科原来可以如此鲜活。
它不是空洞的口号，不只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真正能够塑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让人理解社会、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
最终，多所名校的录取成为他本科探索中的一个阶段性回应。
但比录取通知书更重要的是，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一条真正愿意走下去的路，哪怕起初不够宽阔，也能在你持续投入中不断通向新的远方。
采访最后，赵润坤提到了一句他很喜欢的歌词，来自Billy Boyd的歌曲《The Last Goodbye》：
“我去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间悲欢。
但我并不后悔，也不会忘记，
所有与我同路而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