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够创新吗？什么才是推动中国创新的正确模式？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创新体系中,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5月21至22日，在昆山杜克大学、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杜克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的2016杜克国际论坛上，来自各领域的杰出企业家、全球投资人、专家学者齐聚昆山杜克大学校园，深入探讨中国在创新领域的现状与未来，并与听众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中国的创新体系已经发生了转变。资金和人才的引进，包括孵化器的建设都已经初见成效，”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这样评价道。“通过嘉宾的讨论，我们发现中国与全球创新体系的融合度更高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愿意进入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低人力成本，还因为中国的人才资源。中国不仅成为了国际创新体系的一部分，还成为了全球人才资源库。”
论坛联席主席丹尼斯·西蒙致欢迎辞
论坛联席主席威廉·博尔丁致欢迎辞
此次论坛邀请到了创新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商务人士和业界专家作为21日行业会议的主旨演讲和专题讨论嘉宾，从对比的视角全面探讨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论坛嘉宾中既有来自华大基因、特斯拉、强生、霍尼韦尔等知名创新型企业的领军人物，还有来自传媒娱乐、金融、IT行业创业公司的行业领袖，更有来自红杉资本、礼来、中投、洪泰基金和薄荷天使基金的知名投资人。
创新在中国：驱动力和阻力
在国际创新体系中，哪些因素推动着中国的创新？哪些因素阻碍了中国创新的步伐？本次论坛的主旨演讲嘉宾、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主任饶毅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和历史根源对于当代中国创新形成的阻碍。
主旨演讲嘉宾饶毅
他指出，古代中国人更愿意把创造力用于文学创作，或不是钻研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上。与英国、德国、前苏联等曾通过科技发展崛起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研究“底子”薄。“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了，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科技方面与西方各国存在巨大差距，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迎头赶上。鉴于此，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在1840年之后才进行改革的，大学则在1900年以后才建立起来。大多数学者远赴英、美、德、、日留学，并把他们翻译的教科书带回国。但在之后的100年中，研究成果仍然非常稀少的。”
饶毅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国近年来对于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他指出，中国的科研资金机制能够促进创新型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有很大的自由度去做创新型的研究，因为我们对于研究资金的限制非常少，不会因为缺钱而断了研发的势头。”
作为各自行业中的创新领域的佼佼者，强生公司前中国区主席吴人伟、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东南亚地区总裁高博安、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朱晓彤等行业领袖都对于中国未来的创新前景表示看好。
主旨演讲嘉宾吴人伟
主旨演讲嘉宾汪建
主旨演讲嘉宾盛希泰
“中国在医疗创新方面有三大优势，”吴人伟表示，“中国人民对于具有创新精神的医疗解决方案有着强大的需求，中国政府正大力支持医疗行业的创新，企业在此领域的财务、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也非常活跃。”但他同时指出，在过去，中国药监局出台的监管标准和国际通用标准有所出入，阻碍了中国药物进入国际市场，而逐渐采纳国际标准进行药物测试将大大帮助中国的医药企业走向世界。
对于这一点，高博安与吴人伟的观点不谋而合。高博安说，中国想要研发大飞机，技术不是问题。“我们观察到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如何进行系统集成；另一方面，中国的标准和西方标准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驱动力，鼓励中国和世界接轨，按照西方标准进行设计，使得中国飞机能够参与到西方市场的竞争。”
专题讨论 #1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私募股权投资部董事总经理王欧具备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对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多个地区的创新公司都有深入的了解。他通过对比硅谷、德国和以色列的不同创新模式，指出创新应该是“百家争鸣”的。他说，中国在创新方面也有一些特别擅长的应用领域，该领域的本土化产品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老百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都会造就独一无二的创新。”
专题讨论 #2
培养国人创业“魂”
为扩大就业、形成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与此同时，“鼓励创业是否是推动中国创新的正确模式”这一问题也引发了不少争议。针对此问题，著名投资人和创业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杨云霞表示，虽然在全球领先的技术公司中，中国企业的比例不高，但是这个比例正快速增长着。“量变导致质变——我们花了二三十年时间，使得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改善。现在，中国人不仅有中国梦，更有能力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凭借创新来驱动国家发展的梦想。”
专题讨论 #4
亿航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营销官、青年创业者熊逸放同样对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潮持乐观态度。“中国的市场非常大，能够容纳很多初创企业，”他补充道，“而中国初创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也高于很多其他国家的初创企业。”
鼓励“双创”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首席投资官高西庆带领与会听众回顾了中国专利法的立法历史，并提出，中国想要推动创新，就必须尊重、保护知识产权。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对此观点表达了高度认同，他补充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促使跨国企业加大在中国的研发与投资。
专题讨论 #3
科技、人才与创新
过去十年间，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全社会创新，并推动产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转型。表面上看，这些努力似乎已获得不小回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统计，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目前已排名世界第一。2013年毕马威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1300多个研发中心，其中400 个隶属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新增的研发开支已占据全球总额的43%。初读这些数字，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已成为各大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市场，人们也越来越期望中国成为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之源。
然而这种解读是否准确？当前中国的科技改革是否为克服创新转型障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中国与国际科技领域的关联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技体制的发展？中国各领域尤其是科技、工程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实力如何？
针对上述问题，2016杜克国际论坛的邀请到了国际和中国创新领域的专家及国内外商界的研发领袖进行圆桌讨论，带领与会者在深入讨论中重新观察和探究中国创新领域发生的真实变化，读懂数字背后的意义。
学术圆桌讨论嘉宾曹聪
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曹聪教授在演讲中主要探讨了当今中国面临的数个人才挑战，其范围涵盖了人口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人才流失问题等。他指出，2006年以来，在本科阶段就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了井喷式的增长，而很多本科留学生并没有为回国工作做好准备。本科、甚至高中阶段就出国的小留学生更有可能留在海外就业。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理查德·阿博邦教授表示，许多海归科学家在回国之后都会遇到来自机构与文化方面的挑战，很多人由此感到沮丧与失落。
学术圆桌讨论嘉宾理查德·阿博邦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则从和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则在讨论中为中外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合作伙伴选择提供了一些建议。“中国的大学较少与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合作，” 穆荣平指出，“它们有时还会选择不合适的合作伙伴。”丹尼斯·西蒙对此补充道，中国大学有时并不了解美国大学的内部文化，而不合理的期待也可能导致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摩擦。
学术圆桌讨论嘉宾穆荣平
丹尼斯·西蒙表示，许多中外合作办学尽管签署了协议，但双方仍可能对结果感到失望。失望来源于双方在战略与运营层面的差异与分歧，这往往导致合作无法取得最佳成效。因此，中外办学双方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学术文化与机构决策机制，才能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资源与机会。
学术圆桌讨论嘉宾丹尼斯·西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