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的时候，刘翠就是“探索发现”频道的忠实观众。大自然的美，野外的自由，都让她格外向往。那时她就想，如果有一种职业既能亲近自然，又可以服务社会，该多好啊。在昆山杜克大学学习期间，刘翠发现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可以实现自己曾经的梦想。
长期以来，野生动植物保护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用爱发电”的职业。大家对它的印象是风餐露宿吃苦受累，没钱还危险。在很多地区，活跃在保护一线的，除了大学搞科研的、就是当地政府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随着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整个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认知也在深化。首先是保护区周围的民众，出于对当地物种的热爱，有些选择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随后是越来越多像刘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除了有热情，更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
今年暑假，针对放牧和保护区经济发展问题，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专业硕士学生刘翠、高妍和志愿者们来到“天下大熊猫第一县”——四川省平武县，开展研究。尽管是针对熊猫这一独特物种的保护调研，但是其研究成果预计可以覆盖到熊猫栖息地内所有物种的保护，对当地生态保护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他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来自丹麦的自然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 Aage V.Jensen Charity Foundation 的支持。这对刘翠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鼓舞。
从左到右依次为：昆山杜克大学员工赵翔、昆山杜克大学助理教授李彬彬和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专业硕士学生高妍、刘翠
照片提供：葛婉雍
“如果人类干扰是对栖息地最大的威胁，那么一定要有人做社区层面的工作，探索当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 刘翠说。
大熊猫与中国野保事业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清政府与俄国、英国签订了《俄人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中英新定条约十六款》、《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等协议，开发多地为商埠，给予俄英两国的商业活动税费减免、往来便宜等多项优惠。同年，四川酉阳、贵州遵义、安徽安庆等地爆发多起教案，民众与传教士、教会之间矛盾尖锐、冲突四起。从酉阳县往西850公里，在川藏交界的宝兴县邓池沟，法国传教士阿曼德·戴维第一次见到了大熊猫。他随即将这一从史前时代延续至今的生物订为新种并介绍给法国社会。这也是西方社会第一次知道大熊猫的存在。
大熊猫独特的长相莫名戳中了人类的萌点。戴维发现大熊猫后，西方社会对这一远古生物爆发出巨大的好奇心和热情。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为了看到、拥有大熊猫，无数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通过购买、偷盗、猎杀等办法，将大熊猫活体或是制品运到海外。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局势中，大熊猫的身影在一则《大公报》的消息中闪现：“……目前捕获甚多，已不多见……长此以往，熊猫势有绝种之虞①。”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同年，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我国建立了卧龙、白河、王朗、喇叭河和太白山五个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和一批珍惜物种被列为国家禁猎动物。
1972年4月，8000多名美国民众在首都华盛顿动物园冒雨迎接尼克松总统访华带回的特殊礼物——大熊猫“玲玲“和”兴兴”。熊猫馆正式开放的第一天， 两万人在动物园排起了长队，一度造成交通堵塞②。此后，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与“外交大使”，进一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喜爱。
照片提供：李彬彬
为了全面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状态，从7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每十年都会组织一次全国大熊猫调查，行业内简称“猫调”。首次猫调结果显示，大熊猫种群数量只有2459只。通过这次调查，人们第一次确切认识到大熊猫的濒危状况。在随后的几年中，保护区的数量由5个增加至13个，总面积比60年代扩大了5.5倍③。
80年代的第二次猫调正值栖息地竹子大面积开花死亡。大熊猫在缺乏食物来源和盗猎的双重压力下，种群数量下降至1114只，栖息地面积也减少了40%。这次猫调之后，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大熊猫的抢救和保护，不仅先后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而且相继开展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加强了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这一时期，保护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为了帮助大熊猫种群之间进行生态交流，政府还在保护区之间修建了生态走廊。现在广为人知的大熊猫人工繁育工作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从此，大熊猫保护分为在地保护（野生栖息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圈养种群繁殖）两类。
世纪之交的第三次猫调证明，在相关法律政策的约束下，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之后，大熊猫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逐步遏制，回升至1596只。在大熊猫保护收到成效的同时，受政策的限制，保护区附近居民原本”靠山吃山”的生计被迫改变。寻找新的经济来源，平衡生态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成了管理者们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最新猫调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圈养数量为375只。与第三次猫调结果相比，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增加了16.8%，栖息地面积增加了11.8%。然而，由于地理隔离和栖息地干扰等因素，现有的栖息地被隔离成33个斑块，威胁大熊猫的种群交流和生存。除栖息地问题外，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依然明显。2011年，在大熊猫分布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6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8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0.60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0万元④。人民群众渴望经济发展的愿望强烈。
照片提供：李彬彬
“这些年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历程反映了我国保护领域的发展，”昆山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助理教授李彬彬说。“大家最开始关注的是某个濒危物种的基础生物学信息，包括个体的行为和种群动态等。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栖息地健康完整的重要性以及其所面临的威胁。由于栖息地的变化往往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大家意识到生态保护不只是一个生物学问题，或是生态学问题，更是受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综合影响的问题。由此，保护工作开始综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经验方法，成为了一个问题驱使的交叉学科，并且把保护的对象从单一物种推广到多个物种，以至整个生态系统。从实践层面说，有了前期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调查做基础，管理者有条件从更高的视野做更大尺度上的保护规划，提纲挈领地把不同层面的工作组织起来；同时通过更有效的保护手段，把具体工作落实下去。”
“举例来说，马上要开展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标志着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并不只是为了保护大熊猫。大熊猫作为国际生物保护最著名的物种之一，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和深远的影响力。同时，大熊猫对栖息地的需求与很多濒危及特有动植物的需求相似。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旨在以大熊猫作为保护地的伞护物种和旗舰物种，保护西南山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这对于附近省份，乃至全国多个地区的水源质量和气候调节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在国家公园时期，平衡当地发展与生态保护会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保护区禁止农业生产森林砍伐等资源利用活动，震后旅游业收入降低，当地居民缺乏足够的经济来源，很多人开始在保护区内放牧。被牛马啃食过的地方竹子光刷刷的，没有叶子，只剩下杆，直接导致栖息地质量下降，很多地方已经无法被大熊猫使用。
李彬彬教授团队2017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受家畜的过度啃食，研究范围内的竹子失去了25%-50%的叶子，平均发笋率降为正常的1/5⑤。 林下的过度放牧导致王朗保护区超过1/3的熊猫栖息地退化甚至消失。
放牧问题在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广泛存在，不仅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更需要帮助当地居民找到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未来国家公园如何解决这个挑战，需要更多详尽的调查数据做支撑。
照片提供：李彬彬
栖息地破碎、人畜冲突频发，
年轻一代在行动
受李彬彬研究的启发，刘翠和她的同学们数次来到了平武县做调研。她们想要了解三件事：一、保护区能承载的最大放牧量是多少；二、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根源是什么，三、如何协调这个矛盾，让本地经济可持续地发展。
这些都是目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核心问题。包括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藏羚羊、雪豹等濒危物种的保护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平武县境内植被与野生动物种类丰富，不仅有珙桐、连香树、杜仲、平武藤山柳等特有植物，还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中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更是全国第一⑥。这段时间同学们的工作就在平武县多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周围的村寨里开展。最近几天研究小组驻扎在小河沟保护站。保护区里青山四围，白云缭绕。山中的气息让刘翠觉得非常熟悉，好像回到了资阳乡下的老家。
保护区的护林员大哥们很喜欢调侃大学生，说她们一定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才能上昆山杜克大学，一定是弱不禁风吃不得苦的纨绔子弟。“其实我们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有的人拿到了一些奖学金而已。我们来这儿是想来做扎实的研究，希望能够为保护区出一点力”，高妍说。 对于学生们而言，每天在保护区里跋山涉水几十里路是对体力和毅力巨大的挑战。因为缺乏野外徒步经验，高妍在爬山的过程中扭伤了脚，但她仍然坚持完成了十几天的调研任务。
平武县自然保护区
照片提供：Kelley Reardon
通过在环境政策专业一年的学习，研究小组对放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认为，保护区内过度放牧导致大熊猫栖息地减少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经典的“公有地的悲剧”。因为放牧的区域是公共资源，所以村民在放牧的时候就没有限制。如果可以把土地的权属做清晰地划分，他们就更可能因为一个长期的目标去约束短期的放牧行为。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缓解社区发展与保护区管理的矛盾。如果本地的农牧产品有一个更好的销售渠道，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就有可能减少牲畜的数量，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压力。
在环境政策课上，他们还学到了一个基本思路：制定一项政策，首先要分析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根据这一思路，研究小组在设计项目的时候加入了访谈和讨论会的内容。他们计划进行大量的入户访谈，深入了解村民们对放牧和保护区管理政策的态度。除此之外，他们还计划通过讨论会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本地村民、政府、甚至外界市场的代表连接起来，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一起寻找有效的方式来减少放牧对熊猫栖息地的影响。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硕士专业学生
在平武县自然保护区考察
照片提供：Kelley Reardon
这几天一直在下雨，研究小组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入户访谈上。访谈对象既有放牧的农户，也有没有牲畜的农户。小河沟这边的农户不多，研究小组计划访谈40户左右。接下来去雪宝顶国家级保护区，那边有好几个村子，有的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很多都是藏族乡。虽然都是生活在保护区附近，但不同村寨的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可能有很大差异。同时，尽管目前有些村寨没有在保护区里，但未来也有可能被纳入国家公园的范围。村寨之间的多样性对未来大熊猫保护政策的制定会有一定挑战。
刘翠觉得在平武的研究对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学生，她得以方便地接触到这个领域不同位置的人。从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当地村寨到林业局的领导、NGO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愿意和学生们分享自己的观点。虽然都是在讲一件事儿，因为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他们的看法很不同。刘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自由的观察者，站在中间位置，去听各方的意见。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硕士专业学生与保护区村民
“保护区管理和附近居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这些年有不同的机构和组织开展过调研，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家庭放牧原因的调查并不多见。调查覆盖的范围广、问题的针对性强，是这次学生们研究的独特之处。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多的了解保护区附近居民生活的多样性，为国家公园的政策制定提供准确的信息，希望未来的政策具有区域灵活性，能够最广泛地适应各地居民的生活实际。” 李彬彬教授总结道。
在调研的过程中，学生们也收获了很多研究之外的感受。他们看到有些村寨的经济状况比较落后，也听到了很多让人非常心痛的故事。村里有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在外面遭遇了事故。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每天过着非常典型的中国乡村生活。他们要干的事情特别多。一户接待他们的家庭住着夫妻两个人，五六十岁了。他们养了很多头猪，养蜂，养一两头牛，还种庄稼和药材。刘翠觉得他们除了下雨能够休息，其他时间都是在外面。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去接一些当地的活儿。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也很辛苦。 虽然当地的经济条件普遍不是很好，但是无论研究小组去哪一家访谈，迎接他们的都是热茶、水果、淳朴和热情。刘翠希望能探索出一个方法，把当地的经济扶持起来，让村里的人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标注解释：
①胡锦矗， 2008， 大熊猫历史文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②北京晚报，熊猫外交故事解密：周总理拍板送美国两只大熊猫
③胡锦矗，张泽钧，魏辅文，中国大熊猫保护区发展历史、现状及前瞻，兽类学报，2011，31（1）：10-14
④国家林业局，2015年2月，中国大熊猫现状展——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简况
⑤Li B V, Pimm SL, Li S, Zhao L, Luo C. Free-ranging livestock threat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giant pandas. Biol Conserv. 2017;216(Supplement C):18-25. doi: 10.1016/j.biocon.2017.09.019.
⑥志愿者招募｜大自然与熊猫在召唤！这个暑假来四川平武当生态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