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杰（Vincent）
刘杰是杜克大学2021届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本科生。2019年3月11日至16日，他参观了昆山杜克大学。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他的个人网站上。
我和昆山杜克的缘起
2018年3月，我选修了昆山杜克大学本科课程事务和教师发展院长彭诺亚（Noah Pickus）博士教授的一门春假课程，名为“大学，中国制造？（“College, Made in China?”）”在这门课程中，我们采访了多位亚洲各大文理学院的校长和学生们，包括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和上海纽约大学；采访了杜克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泽莱娜克博士（Lawrence Zelenak）；还采访了杜克大学教务长萨丽·科恩布卢特博士（Sally Kornbluth）。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从目前这些文理学院的问题和挑战中习得经验，反思通识博雅教育的意义，并努力把这些想法更好地融入到昆山杜克的发展中。我们讨论了言论自由、社区和多样性以及通识博雅教育对中国的意义。
然而，直到去年我对昆山杜克的了解都是理论性的。我没有去探访过校园，没有亲眼见证过它的发展。今年一月，当我看到另一个春假项目的海报，“记录昆山杜克的经历”，我马上申请了，因为我想对昆山杜克有更多的实地了解。此外，我从2018年5月后就没回过国了，非常想念正宗的中式美食。
从杜克大学所在的达勒姆市飞往上海的旅程充满了波折：由于风速达到22mph (约9.8m/秒），我们的飞机两次试图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降落；好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也延误了两个小时，我们总算是赶上了，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星期天我们到达上海时，行李还在旧金山，直到星期一晚上我们才拿到行李。最后大家总归都平安抵达了。
作为局外人开始记录
在昆山杜克的五天里，我们10人分成了3个小组。我主要和索菲亚和伊娃一起采访昆山杜克的学生。我们的项目分为两个阶段。我们首先用摄像机进行了8次视频采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视频采访让受访对象多少会有些紧张，而且编辑镜头和幕后花絮也很花时间。随后我们决定换成播客的形式，播客在风格上比较随意，制作起来也更容易。伊娃把我们的播客命名为“火锅”，因为它象征着不同事物之间的交融。
除了进行采访，我们还体验了昆山杜克的校园生活。例如，我们旁听了昆山杜克本科生必修的公共课，“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还旁听了一节针对国际学生的400-level 的汉语课程。另外，感谢比尔和舞蹈社团的所有成员，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舞蹈练习”，让我们得以欣赏、拍摄他们的韩国流行音乐（K-pop）舞蹈表演。在休息时间，我们还和昆山杜克的学生们一起去唱了卡拉ok，参观了艺术展，游览了上海的景点。
回到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从局外人的角度记录昆山杜克的经历。很多时候当你在一个环境中待上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对周遭“视而不见”，因为太习惯了。就像我总是在离开杜克之后，才会感叹杜克校园内的哥特式建筑有多么雄伟壮观。因此，我们都需要像一位观察者一样反思我们自己的经历，这非常重要，也很必要。在采访后，有的学生会感谢我们问了这些问题，因为这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重构自己的观点，他们称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这是一个了解昆杜人的宝贵机会。在杜克大学，我不会无缘无故地和陌生人打招呼，聊起他们的经历、感受或想法。但在这里，我有一个完美的“借口”。我会先加上对方的微信，然后安排采访或见面。尽管当时是开学的第一周，但大家都非常配合，这让我无比感激。每个人都积极地回应了我的采访请求，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在这里，我想分享自己在昆山杜克的所闻、所见中获得的一些感受。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作为昆山杜克的首届本科生，他们都是敢于冒险和拥抱不确定性的开拓者。有些学生自愿放弃了梦想中的学校，有些是第一次来中国。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才决定入读昆山杜克，成为首届本科生。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家人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昆山杜克的“实验小白鼠”，但他们的角色远不止于此。
不可否认，他们也是教育创新的积极参与者。学生们与学校的学生事务部合作，及时向教授进行反馈。大家创办了几十个社团，组织了大量课外活动（例如文化旅行和社区服务等）。不久还将产生一个学生政府，让学生们可以发出更多的声音。在学业方面，教授们也与学生们密切合作，改善课程设置。据我所知，同学间互相辅导的计划也将开始实施。对我来说，很难想象建立像大学这样的庞大机构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惊叹不已。
现在，昆山杜克正在招收2023届本科生，每个人都知道一切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没有首届先驱者和教职员工，一切都没有可能。所以，这些人应该得到致敬。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形容在昆山杜克尤为应景，因为学校旁边就是中国最著名的螃蟹产地——阳澄湖。
关于多元文化的思考
昆山杜克有259名本科生，这是一个紧密的多元化社区。大家几乎都相互认识。杜克大学的本科人数是昆山杜克的7倍，不难看到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人更愿意聚在一起。我们采访的一名同学说，在昆山杜克，抱团的现象不是那么明显。然而，来自27个不同国家的学生群体是如此的多元化，出于文化差异，学生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程度的隔阂。
我本人很爱观察群体间的社会互动。四年前，当我从中国前往美国读书、生活时，我成了少数人中的一员。对许多在昆山杜克的国际学生来说，他们也经历了从多数到少数的转变。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凝聚力将少数群体聚在一起。据我所闻所见，昆山杜克也是如此。在杜克大学，虽然我没有特意疏远任何人，但我的许多密友都是少数群体，例如，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国际学生。反思托马斯·谢林的分隔模型（Thomas Schelling’s model of segregation），我认为彻底的融合也许是不可及的，但我们需要的可能只是对彼此更多的文化理解。
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需要来自一方的学生主动与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人进行互动。在昆山杜克，大家正在做出这样的努力。我们甚至听说，有中国学生邀请国际同学到自己家里过春节。校方工作人员和学生们每个短学期都会组织文化旅行，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我们都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行动。
关于教育创新的思考
昆山杜克大力推行创新的课程设置，但不少学生对此表达了不满。在昆山杜克，一个学年由4个短学期组成，每个短学期持续7周。许多学生反应，学习任务很重，节奏太快。此外，还有学生表示，一些课程，如“学术英语”，可能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必要，因为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也不尽相同。其中一些学生备考过托福考试，本来计划出国留学，而另一些学生是在准备高考时碰巧了解到昆山杜克，而因此报考。因此，英语很好的同学觉得 “学术英语”课程对自己意义不大。一些学生建议按照英语水平分班，然后再有针对性地教学，实现个性化学习。
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下，每个人都感到了学业压力。然而，很多中国家长认为这是好事。不过，也许没那么好。这是因为许多大一学生的心理预期是，高考完就可以“解放”了。至少我和周围的大多数朋友都是这么想的。许多传统的中国大学存在严进宽出的缺陷（超过90%的学生都可以在四年后顺利毕业)，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这可能会导致两极分化。一些自律性很强的学生可能会像在高中时一样继续非常努力地学习，而另一些学生则会选择放慢节奏。在昆山杜克，学生们不仅渴望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还希望在学业和课外活动之间找到平衡。
不可避免的是，卓越的人无处不在，这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压力和“毫不费力就能实现完美”的错觉。对一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都曾在高考的巨大压力下拼命学习，但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可能会忽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因此不太愿意把时间花在学业以外的事情上。因此，有的中国学生从高中到昆山杜克后，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模范学生”以及教育的意义。
就教育模式而言，我认为昆山杜克的核心问题是：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一所提供通识博雅教育的大学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昆山杜克没有传统文理学院的限制，可以开展创新和实验。21世纪是教育创新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各种新技术和教学法层出不穷，例如，项目式学习、混合式学习、沉浸式学习（辅助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和个性化学习（辅助以人工智能）。我希望看到昆山杜克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采用这些理念，促进跨学科融合的教育。
培养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
就个人而言，我很高兴看到世界各地的学生到中国来深造。在我旁听的400-level 汉语课上，有来自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以前都学过中文。我既觉得很惊讶，又深受鼓舞。总的来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如何在全球树立了一个积极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学习汉语。
在昆山杜克这个多元化社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丰富了彼此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他们帮助彼此成为了世界公民。这符合昆山杜克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培养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意思是“培养知识渊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的世界公民，使其了解不同的历史、思想传统和社会联系，具有地区、国家和世界公民等多重身份认同，认可自身的责任与义务”。
中国的教育正在经历激烈的改革，昆山杜克等高校正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我对这所大学的未来和中国教育的未来非常乐观。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我们需要更多来自这些创新型大学的跨学科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