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哪部电影能在票房角逐中脱颖而出？
来自蒙古国的滚滚黄沙是否又袭北京城，空气污染会不会再次爆表？
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件事，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教授张俊杰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和团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空气污染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用大量的数据，创新的模型，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意外”走上的环境之路
张俊杰从大三就开始研究碳市场了，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研究碳市场的人之一。当谈到他是如何进入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他戏称其为一个“意外”。
最初，他不太清楚自己报考的专业是中国人民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环境经济学与环境工程双学位项目。得益于大学时期的交叉学科训练，张俊杰在经济学和环境工程领域都有扎实的基础。
而他研究碳市场其实也是机缘巧合。90年代末，张俊杰跟着老师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关注当时刚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碳市场的，而这些年他也一直在跟踪研究。
虽说进入环境经济学专业和碳市场研究领域具有偶然性，但他觉得这些话题很有意思，并且和个人研究兴趣十分吻合。
张俊杰关注的话题有两类，一类是有用，一类则是好玩。
碳市场研究与大众关注的领域稍微远一些，属于“有用”的话题。但张俊杰手中“好玩”的研究也不少。
早年他曾做过一项研究，美国人开的汽车为什么越来越大？当时他们猜想，有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胖。所以，他们就收集了美国汽车的数据和当地的居民腰围大小的数据等，结果发现确实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而车开得越大，耗油越多，对环境损害就越大。所以，减肥不仅是一项健康政策，也是一项环境政策。
而另一项研究，则与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息息相关：空气污染和电影票房。
空气污染VS电影票房
张俊杰在意的是这两件事的因果联系。2022年，他和团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空气污染对电影票房的影响》。他们计算出，一天空气污染会让电影票房降低2.26%.
“最开始想做这个议题纯粹是因为好玩，觉得有意思。”张俊杰说，“爱去电影院的实际上都是年轻人。所以我有个疑问，空气污染特别严重时，年轻人是去电影院更多还是更少？”
“我问过美国同事这个问题，大部分被问的同事都说他们更愿意去电影院。因为年轻人看电影主要是为了约会，原本约在户外，既然空气污染严重，不如去还有空气净化器的室内。”
张俊杰和他的团队决定用更大的样本数据来验证，因为这样的观点也可以用以下理由反驳：一方面，年轻人并不属于空气污染的脆弱人群，对空气污染比较忽视；另一方面，这其实是一项是室内外结合的活动，因为看完电影年轻人还得逛街、吃东西，是和其他消费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好奇的种子一旦播下，就会生根发芽，一项结果未知的研究就此开始。
这项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在于如何获得票房数据，张俊杰和他的团队找了一家给许多电影院代理售票的在线售票供应商。为避免其虚报票房，他们又找了一家大型娱乐集团旗下子公司数据来验证票房的真实性。
团队利用网络爬虫的方式收集数据，最终得到一个每日电影票销售情况的数据集，里面包含了2012年至2014年在60个城市上映的829部电影票房资料。他们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空气污染当天，票房减少2.26%.
此外，2021年4月，团队还在昆山找到一家电影院，收集室内外空气质量数据。
“我们跟电影院经理解释说测污染，他们总担心会有一个不好的问题被测出来。所以我们又找了影院投资方，一层一层做工作，而且我们愿意共享数据，对方才配合。”张俊杰说。
这家影院有八个带有空调和过滤器的放映厅。团队当时在所有的投影厅、剧院大厅和室外环境安装了31个监控设备。传感器每隔10分钟通过4G网络连续向服务器报告PM2.5浓度。结果发现，剧院环境中的空气质量与空气污染呈正相关关系。
张俊杰团队还通过大众点评收集了来自60个城市的8374家购物中心的信息，利用2015年中国人口普查中的地理空间信息，计算一个家庭与最近的商场内电影院之间的距离，以此来看家离电影院距离在空气污染情况下对票房的影响。
这项研究最大的挑战是研究方法，他们用的是计量经济方法，需要开发一套描述看电影行为的模型，建立因果联系。这套模型其实不仅可以评估空气污染对票房如何影响，甚至还可以预测电影票房。
“我们当时开玩笑说，这套模型应该卖给王思聪。”
这项研究甚至还有一些“意外惊喜”。张俊杰和他的团队结合了豆瓣评分数据，发现空气污染对于票房高的好电影影响相对较小。此外，根据电影类型，空气污染对中国内地票房影响最大的是科幻片，对中国香港票房影响最大的是喜剧片，对中国台湾票房则是爱情片。
然而，即使是最受欢迎的电影，在污染最严重的日子，也遭受了巨大的票房损失。
看电影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息息相关。我们出门并不仅仅是看电影，还会在周边走走，买杯奶茶。团队估计，2012到2014年，空气污染使国内餐饮业损失16亿美元，旅游业损失94亿美元。
“这几年中国的城市都在转型，从以制造业为中心转成以消费为中心。票房提供了空气污染对经济影响的侧面角度，我们得以给空气污染定价。”张俊杰教授总结。
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主要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就是对空气污染进行定价，或换个角度来说，清洁空气值多少钱，要不要、值不值得保护环境，本质上，是在经济和环境之间权衡。
“经济不好时，环境保护就会放松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不必假装我们既要又要。”张俊杰表示，“如果说答案是要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保护环境，这个主要研究环境政策设计。”
意想不到的后果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张俊杰把这种现象比喻成人生病。疾病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和损失，所以我们需要采取治疗方案，但任何治疗方案都有副作用，治疗也有成本的。万一用错了方法，病是没了，人可能也没了，所以这时就要权衡一下。
张俊杰有一个为期四年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题为“气候转型风险的经济后果：基于中国企业的微观实证研究”。
2020年我国宣布双碳目标后，气候政策颁布越来越密集。对于这个现象一直存在两派观点。
一方认为，气候政策会伤害企业，因为管制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必须得转换燃料，改变生产工艺过程和管理时间，生产成本会增加，由此降低企业竞争力。
另一方则认为，企业为了解决节能减碳的问题，会创新技术，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带来财务正收益，由此增强企业竞争力。
张俊杰和其团队长期关注气候转型政策，评估这些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他们发布了中国首份针对国内制造业和电力行业的区域碳市场试点研究报告，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并被《自然气候变化》转载报道。
评估发现，企业在保证产出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了劳动资本投入，有利于改善企业财务绩效。所以碳市场政策是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的。
但是，也有些企业采取了规避措施，发生“碳泄露”。因为我国碳市场采用的是区域市场模式，在区域内实行更严格的排放管制政策后，这些企业把生产转移到管控比较弱或甚至没有管制的区域。
比如有一家大型电力集团，在上海、浙江均可发电。但因上海是碳市场的试点区域，发电企业要购买碳排放配额，需要成本。它选择在上海少点发电，在浙江多点发电，或者越来越多从外地来买电。
这份结果让张俊杰有些意外，因为中国的区域碳市场政策管制比较松，参与试点的地方怕影响经济，企业可能对这些政策不在意。一开始，他们预计这项政策是没效果的。
但实际研究下来发现，总体来说，即使如此松的政策，企业还是做出了反应，说明这项从0到1的政策是有效果的，为中国减碳迈出巨大一步。
团队和企业聊天时问道，为什么政策这么松他们还愿意转型。有一家在苹果供应链上的企业，空调是他们最主要的能耗来源，此前由人工控制温度，为了减碳，企业转为人工智能调控，却发现这样不仅能源消耗大量减少，所需设备、人工都减少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一开始企业被要求减碳，后来却发现这还能带来经济收益。张俊杰团队把这叫做“低悬的果实”，因为这激励了他们转型。
张俊杰认为自己主要还是研究微观行为的人。“人是复杂的，不是处在物理学的世界里，对其施力，就能精准预测出他的反应。”
政策希望能节能减碳，但微观个体对政策的策略性反应，可能会带来负面政策效果。
比如，我国碳市场目前采用的是基准线法，碳配额分配不看排放总量，而看排放效率。对于地方，多建10个高效率电厂，即使碳排放总量增长还是能满足基准线的要求。地方可能想着，2030年以后建煤电站没那么容易了，不如现在多建几个，这被称为“碳冲锋”。
“所以，制定一个政策，一定要防备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给想要取得的后果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做综合评价。”
“天坑”还是机遇？
张俊杰知道，坊间总是流传着“生化环科、四大天坑”的说法，身为环境经济学家的他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环境专业就业有结构化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从他毕业到现在，环境经济学就业市场其实一直非常好。对于他带的博士生，他们毕业去向第一是去研究机构做学术。在过去的二十年，学术界对环境经济学的人才需求一直处于高增长阶段。而且，绝大部分需求不在环境学院，而在其他院系。
其次，毕业生有很多机会在国际组织工作，比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不管是研究、运营部门，都大量需要环境经济学的人。张俊杰毕业时就曾拿过世界银行的录取通知，也给世界银行、亚行做过很多课题。
张俊杰认为，从2020年开始，最大的变化趋势是有大量需求来自企业和金融机构。不仅大量的新能源企业和新兴低碳产业，需要研究国际市场，新兴经济企业，如阿里的罗汉堂，腾讯的碳中和研究院，也需要环境经济学研究人员。
这两年因为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兴起，大的基金公司、券商投行等金融机构都开始做和环境相关的项目。这些团队的人都很年轻，行业还在继续增长，机会很多。而咨询公司，如麦肯锡、贝恩，每年都会发布与环境经济相关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有专门可持续领域的业务咨询团队。由此可见，环境经济学毕业去向非常广。当然，无论是去国际组织、咨询、金融机构，都看重综合和交叉技能。
所以，只要技能匹配，张俊杰相信，毕业生肯定能找到有趣、有意义，并且有比较体面收入的工作，能够帮助企业创造价值，也能帮助社会创造价值。
张俊杰教授简介
张俊杰博士是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教授、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授，他也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导。
张俊杰博士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学士学位、清华大学第二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以及杜克大学博士学位。在加入昆山杜克大学之前，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副教授。他还曾担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大众汽车可持续发展客座教授。
张俊杰博士创建并领导了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和环境政策硕士项目。他近期的研究重点是气候变化、绿色金融、ESG方面的实证问题。他曾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著名机构的资助。他也曾连续四次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开展气候转型风险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
环境政策硕士专业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硕士专业（international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MEP）是由美国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和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合作举办的硕士项目。它集成了环境管理和公共政策两大核心课程体系，坚持国际化、跨学科、创新型的教育特色。iMEP项目运用横跨经济学，公共政策，政治学，法律，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专业领域所组成的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环境政策，力图将毕业生们塑造成城市文化，商业，咨询公司，研究机构，智囊团以及创业型企业的领导者。
环境研究中心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创建于2016年7月，旨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挑战，具体涉及五大学科：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环境经济学、环境治理、环境科学、环境史。
环境研究中心与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尼古拉斯环境政策解决方案研究所和杜克大学能源倡议密切合作，已发展成为研究合作的枢纽平台。该中心还开发教育项目，积极培养具有不同背景的本科生、研究生和社会专业人士成为新一代环境领军人物。
2020-2023年间，环境研究中心教师已发表了208篇学术期刊论文和6个专著章节，涉及环境科学、公共卫生、经济学、环境政策等多个领域，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柳叶刀》《柳叶刀·全球健康》《柳叶刀·星球健康》《科学》《科学进展》《自然》《自然·医学》《自然通讯》《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环境经济及管理期刊》等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以及《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中国顶级经济学理论期刊。
环境研究中心获多家国内外机构的科研基金，包括竞争激烈的国家级科研基金，致力于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战略实践和指导方针以及政策建议，以应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挑战，聚焦于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净零排放承诺与实践、中国海洋二氧化碳清除路线图、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等重要议题。
